泰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研究

泰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研究

摘要：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代性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政治的发展，而那些守旧的政治文化，则有碍于政治的发展。“文化是制度之母”，本文以泰国为例，探究泰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作用，分析泰国文化何以有碍其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泰国 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泰国现今的曼谷王朝，是个拥有着200多年悠久历史的王朝，从固步自封到打开国门与西方打交道、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从绝对的君主专制到立宪君主制的确立，曼谷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在封建王朝纷纷垮台倒地，东南亚国家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之时，曼谷王朝却仍能延续其传统，并利用其娴熟的外交技巧而使泰国免于沦为西方殖民地之时，我们不得不为其顽强的生命力感到惊奇。

1932年，泰国爆发了一次推翻君主专制的立宪革命，自此泰国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民主化时期。然而自1932年以来，泰国却经历了长时期的军人统治，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从1932年自今，泰国已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平均每3.7年就发生一次，是政变高频率发生的国家之一，而且每一次政变的发生几乎都要颁发一部新宪法，以显示新政府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泰国的宪政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从1932年到2007年这75年间，泰国除了军事政变不断刷新记录外，在民主政治发展上却毫无建树。从1932年起，虽然各届政府都自诩为“民主制度”，但是，泰国人，特别的政府官员，还没有从旧统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框架中走出来[1]。那么在这漫长的70多年时间，在泰国经济已取

得高速增长的时期里，泰国政治为何仍止步不前？这不得不引起了我们疑惑与深思。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是一个国家乃至个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积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行为习惯与价值取向，就可以厘清一些看似矛盾却符合其文化传统的行为。这样，文化在了解某一国家的行为与政治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泰国亦不例外。因此本文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泰国在经历了70多年的“民主实验”以及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政治缘何依然如此地低度发展。对泰国政治的低度发展虽然也有不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但很少有人从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予与解释。因此，本文运用政治文化因素来解释其对政治发展的作用，促进的抑或阻碍的作用。

用政治文化来分析泰国政治的发展，对于了解和掌握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很重要的，而且这对于本文此后的分析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论述泰国政治文化背景之前，我们首先来厘清一下本文所要论述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这两个概念。学者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是，政治文化，即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它是一个民族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并对该社会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以及对法律的反应发挥着重要作用。[2]关于政治发展的含义，从狭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运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如从习俗、惯例、传统治理向法律、制度治理的转变，从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向官僚行政体制的变迁，从全能、集权政府向有限、分权政府的转化等等。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集中在狭义的概念，即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3]厘清了这两个概念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

二、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

对于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本文拟在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一是历史传承，一是宗教影响。每个文化都有其历史性，是由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因此了解其历史就是了解其政治文化演变的线索，这对于把握其政治文化发展的脉络是很重要的。至于宗教则是其文化哲思的反映，不管这种宗教是外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它都要适应于一定的本土文化。宗教上的这种哲理文化，不仅能给予人们一种精神上的依托，亦能给予人们解释某种东西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把这种理论作为人们的行事原则。因此，宗教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宗教文化是了解某一文化的钥匙。从历史传承和宗教影响两个方面来了解泰国的政治文化背景，是本文的两个基本研究途径。

1、历史传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1782年以降的曼谷王朝的文化传承。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虽是从吞武里王朝（1768—1782）手里夺过来的，但其政治文化则是从阿瑜陀耶王朝（1369—1767）的废墟上延续而来的，深受阿瑜陀耶王朝的各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家长制原则。国家被看成是家庭的扩大，而国王就是这大家族中的家长。这一原则扩大下去就是各地方官员不仅是各地方的统治者，也是各地方的家长。这种家长制在实施统治过程中，需要确立“家长们”的权威，以使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执行。

其次，曼谷王朝延续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神权观念，把国王等同于宗教神明，国王被视为湿婆神和佛陀的化身，树立了国王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这样曼谷王朝把对神的崇拜演变成了对国王的崇拜，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法律、命令均由国王颁布，全国的行政事务都要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处理，国家大事须由国王亲自裁决。任何人都不得平视国王，见到国王时须行俯伏膜拜礼，强化国王的神秘性与权威。此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曼谷王朝还恢复了封建等级制，按照官员职位的高低赐予不同的爵位，如最高等级的爵位为昭披耶（Chao pya），其后依次为披耶（Phra）、銮（Luang）、坤（Khun）、曼（Man）等爵位。不同的爵位授予不同的田数来作为官员的薪俸，这种制度亦称为“萨克迪那制”（Sakdi

Na）或“食田制”。通过这一制度封建王权确保了下层社会向上晋升的通道，也让社会等级鲜明有序，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王权的集中。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再加上家长制与神权的结合，这就演变成了现代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专制独裁主义。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在外部的压力下，泰国开始与西方国家签订一系列条约，打开国门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并开始着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蒙固王（1851—1868）与朱拉隆功国王（1868—1910）两代国王的努力下，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涉及社会、经济、行政、财政、军事、教育、法制、宗教等内容。朱拉隆功国王曾认为，国王的权力应保留原规定中确实可行的部分，放弃一些离奇的提法，如称国王为“生命之王”。抹去了其王权上的神圣光环[4]。不仅打破了国王神圣不可接近的陋习，还废除了封建等级的“萨克迪那制”，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泰国向近代政治体制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使泰国免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是，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作为只有外部压力而没有内部因素刺激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君主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依然不受法律的制约。1932年后，泰国政治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思想，但其本土的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政治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和人们观念中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政治此后的磕磕绊绊。

2、宗教影响：泰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因此泰国又有“黄袍佛国”之称。宗教在泰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泰国学者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说：“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从根本上说，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 [5]早期的小乘佛教在泰国虽占统治地位，却也融合进了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些因素，以及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如祖先崇拜等，因而泰国的佛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小乘佛教的主导思想是劝导人们行善和积功德，其核心是“业”。认为个人得救主要就是他的“业”，今生受的苦即是前世造的孽；而今生的行善积德，则为将来进入涅槃世

界打下了基础。在泰国，每个人都要到寺院去出家为僧一段时间，出家为僧是泰国人行善积德的一种方式。佛教对“业”的倡导使得人们注重的是现世和将来，而对于过去则很少在意。佛教强调“人生皆苦，苦因无知”，摆脱无知的方法就是求知于佛陀。因而佛对芸芸众生是不存在歧视的，只要你肯向善、肯求知于佛陀，那么你就会得救。佛教思想的业（Kamma）①整个地影响了泰国人的世界观，并注入了两股有些自相矛盾的思想。根据佛教的轮回说，一方面，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前世的业，但另一方面，人们在很多方面又可以掌握他们自身的命运，因为一个人今生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业。……因而在泰国，行善积德被认为是明智的，而行恶则被认为是愚蠢的。[6]这种业报轮回说它倡导人们去行善积德，而又对现状的困苦归因于个人前世的孽和不信佛，因而把大众的视线从政府的过失上移开，并加强对个人的内审和行德，形成了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正是这种宗教影响，使人们有了一种精神上的依归和安慰，人们把所有的磨难和不幸视为当然，只有今生的积极向善，将来才有获救的可能，因而佛教也就成为解救他们苦难的唯一希望。依据佛教的学说，那些处高位者之所以能处高位，是由于其前生的“业力”修来的，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恭顺地对待有权位的人。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教观，使人们形成了对王权的敬畏和对权威的顺从，造就了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冷漠和消极，加上权威主义的存在，使人们更易于听从那些具有更高的“业”的人来使唤，形成惯于服从上级和不敢反抗特权的习惯。这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佛教思想的“业”，导致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极低，加上传统上形成的对权威的认可，使人们在政治参与态度上，表现出顺从和逃避的倾向。长期封建体制的压制和权威观念的熏陶使普通百姓的政治逃避成为惯性选择。[7]由于对威权的敬畏和对政治的逃避，以及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使得人们不问有权的人权力是怎么得来的，只要他有权，他就是合法的理应受到尊敬。这也就是泰国军事政变屡屡发生，而人们又甘于忍受政治独裁，并且每次成功的政变者都宣布其政变是合法的原因之一了。由于佛教和平主义的影响，他们反对冲突、流血，强调温良恭谦让，与人为善，避免为难他人和损害其尊严。这些妨碍了对政府的批评。凡此种种，

都或多或少地延缓了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8]

三、政治文化与泰国的政治发展

1932年政变是泰国划时代的事件，这次政变改变了泰国的绝对君主专制，确立了君主虚位的君主立宪制。从此泰国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漫漫长路。然而1932年以来，泰国历届政府特别是文官政府极不稳定，军人政变或文人政变频频发生并导致了军人的长期执政。这里固然有泰国民主制度不成熟的原因，当然也有其文化阻碍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下面本文就政治文化对泰国政治的影响与泰国政治发展做进一步的分析。

1、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正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的那样，政治文化传统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泰国是根深蒂固的，它影响着泰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本文在这里讨论政治文化因素，认为政治文化中固有的价值观念是影响泰国政治发展的关键，但同时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如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政治发展所起的重要性。

在泰国，君主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家长制和君权神化，自然就需要一种专制独裁和忠君、服从的文化。这种文化容易形成上级的集权和下级为了寻求保护而依附的裙带关系。而现代民主制度则要求分散权力，要求对事不对人的负责任态度，这种制度的建立是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这与泰国现有的政治文化明显不符。泰国在1932年政变后，没有相应地在其他方面发展着民主政治的配套措施，如加强民主教育、改革官僚体制、建立三权分立、促进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改革，还保留着封建制的残余，这种只在行政与制度上层进行移植西方的代议制和选举制，而在其他相关方面并未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变，也就注定了泰国民主制的先天不足。泰国的民主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制度，却又未能相应地教育大众，改变泰国固有的忠君和等级文化，使得政变领导者脱离了人民大众，使人民大众觉得政权的更迭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多大关系，领导者的更换只不过是上层人物的事，对他

们来说谁当权都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由于下层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他们也就觉得通过选举或政变产生的领导者，都只不过是在“玩政治”罢了。这样每当大选来临时，当各党派候选人纷纷造势拉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体来宣传竞选纲领，忙得一派不亦乐乎时，大部分选民却都往往无动于衷，他们认为大选唯一能给他们的好处就卖票拿钱，因为他们知道大选结束后，那些政党是不会真正地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的，选举只不过是那些政客们的政治秀而已，选举过后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得照常。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泰国的选举中，贿选、舞弊、卖票行为为什么会如此地猖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