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解读

《官箴》解读

《官箴》解读,领导书屋,

李文海 约3513字

官箴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有四:一要洁己自律，“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二要节用养廉，“倘奢侈任意，饮食若流，是亦坏心术之萌蘖也”;三要拒绝贿赂，所谓“从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四要力勤奉公，“凡事之所当办，时时察之，汲汲行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

最近出版的乔立君主编的《官箴》，收入了清世祖即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以下简称《儆心录》)，读一读这部作品，对我们了解封建帝王心目中的好官(书中称为“纯臣”)标准，很有好处;其中有些议论，在今天也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借鉴意义。

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以官箴为内容的很多。古代官箴的编撰者深知官场之弊，故其笔下多有为吏之道的经验之谈。

阅读这类书籍，可以使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从忠君守道到廉政爱民，树立为官的官德和人品。

所谓官箴，用现代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对为官者的规戒和劝勉，就是做官的座右铭。世人最为熟悉和称赞的官箴，应该算是从宋朝开始立在全国各地州县衙门前的那块16字

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最早而又最为具体的官箴，应该是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那篇《为吏之道》开篇提出的“精洁正直”、“审悉无私”等一系列做官的原则，并将“五善”、“五恶”作为区分好官与坏官的标准。其中对官吏的要求十分具体，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吏治是非常重视的。历代官箴中，比较著名的有北宋陈襄的《州县提纲》，南宋吕本中的《官箴》、真德秀的《西山政训》，元朝张养浩的《为政忠告》以及清朝石成金汇编的《嘉官捷径》等等。

古代的官箴除了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由地方官自行制定的，其内容陈述的都是为人做官的一些基本要求，诸如为官清正廉明、慈爱百姓、兴利除害、执法公正等等。而廉洁奉公无疑是所有官箴共同的和基本的要求。归纳起来，官箴中提出的具体要求:一要洁己自律，“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二要节用养廉，“倘奢侈任意，饮食若流，是亦坏心术之萌蘖也”;三要拒绝贿赂，所谓“从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四要力勤奉公，“凡事之所当办，时时察之，汲汲行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这些严格的要求，对于告诫官员防止腐败和鼓励官员廉洁奉公，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唐代《臣轨》有言:“清净无为，则天与之时;恭廉守节，则地与之财。君子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毁廉。智者不为非其利，廉者不求非其有。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寥寥数言，道出了官品树立的准绳。

北宋的陈襄也著有官箴书，其中谈道:“有实必有名，虚誉暴集，则毁言随至矣。”讲明了虚夸好誉是为官的大忌。

明代的昌坤在其《吏品》中写道:“世情宜淡，立志贵刚。刚则欲不能出，淡则欲念不起。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寡情少欲是清廉为官的前提。

清代汪辉在《学治臆说》中记载:他十岁时乘舟自粤东到会稽，途中父亲问他:“读书何所求,”他答:“求做官。”父亲说:“儿误矣，此读书中一事，非可求者。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既不官，不失为好人。逢运气当做官，必且做好人，必不受百姓诟骂，不贻毒子孙。”其实，说到底，官箴是为人之“箴”，即当官要先学做人。

为了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帝对臣工们提出了一些戒律，目的是“教忠奖善，励天下人臣之心”，使各级官吏对那些“有玷官德”的现象能够“慎思之”、“明辨之”、“深戒之”、“力改之”，免得“毒酿一时，秽流万世;势权有尽，唾笑无穷。”那么，《儆心录》对官

吏们提出了哪些告诫呢,

一曰戒贪。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贪欲是腐蚀灵魂的毒剂，对个人，它可以使之变得鼠目寸光，寡廉鲜耻。“嗜欲胜，则神智昏。昧久大之图，而计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未尝无砥砺之志，而一为利夺，即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对他人，则冷漠无情，锱铢必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循利之徒，其处心积虑，昕夕图维者，惟利而已。大则纵其溪壑之欲，而细不遗夫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遂不复有及人之惠。”对老百姓，则百计搜刮，巧取豪夺，“或机械巧设，欺世以遂其侵渔;或残虐横加，戕物以行其饕

餮。”《儆心录》特别强调高官贪婪的危害性:“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也就是说，高官如果贪黩，一会败坏社会风气，二会破坏社会稳定，后果极为严重，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二曰戒伪。这里所说的“伪”，也就是捏饰诓骗，弄虚作假。《儆心录》强调:“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而对于为政而言，“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因为一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奸”，“大则藏欺以误国”。顺治帝警告说:“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热衷于“作伪”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希恩邀宠，沽名钓誉，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有的“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有的“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也有的“外通请谒，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特别是有些人“不崇实效，纯务虚名”，这种人“欺世盗声，匿情干誉”，“其行必矫，其意必浮”。顺治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务虚名而不图实效，“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倚,”所以他说:“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

三曰戒骄。《儆心录》认为，“骄”之一字，是为官之大忌，“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书中归纳了导致骄傲的几种根源:有的是“恃夫勋劳者”，有的是“矜夫才学者”，还有的是“挟夫权势者”。不同的心态，造成不同的危害。居功自傲的人，“苟有侈然自诩之心，则恣意而行，鲜所顾忌。节制之，则觖望之念生;优而容之，则又渐滋其跋扈。”最后，终不免因“德不胜骄”，而落得个“功不胜罪”的下场。恃才矜己的人，自认为“天下之莫己若也，于是发

论必以为嘉谟，创法必以为成宪。谀之则以为贤，而拂之即以为不肖。”对于别人的聪明才智，“自彼视之，皆无足取。”结果必定是“佞人日新，正士日疏”，才学也就在自傲心理中变得荡然无存。仗势弄权者，自以为位高权重，“习为倨傲”，不免“颐指当世，凌轹百僚”，甚至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擅权枉法，胡作非为。总之，骄的根源在于“自盈”即自满自足，而其流弊，“岂第无益于身，抑将贻误于国”，实在是值得为官者时刻警惕的。

四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儆心录》列举了这种庸官的几种类型:一种是“怠弛之人”，他们只知满足于高官厚禄，胸无大志，一味“玩岁月”，“耽于逸豫”。一种是“庸鄙之人”，他们“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堕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一种是“邪曲之人”，他们“遐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还有一种是“恣傲之人”，他们“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任之状。”这些人表现虽然不一，但共同之点，就是“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所以顺治帝认为，这类人是万万不能用的，“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因为只有尽心尽责，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数端外，《儆心录》还针对官员们结党营私之弊，写了《植党论》;针对趋炎附势之弊，写了《附势论》。

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颁行于清初，到了晚清，李伯元的一部《官场现形

记》，写尽了宦海百态，其中魑魅魍魉的种种鬼蜮伎俩，却大体跳不出“贪”、“伪”、“骄”、“怠”等几个字。这当然不是说顺治帝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只是说明，《儆心录》中所提出的种种弊端，确确实实是官僚政治的痼疾顽症，就像鲁迅所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些弊端，过去尚且为封建政治所不容，到了今天，当然更需要我们坚决予以摒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