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

1.追求本真的率性书写

莫言就曾在张悦然《葵花走失在 1890》的序言中说：“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 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 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他们喜欢什 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这段话不仅仅适用于这部作品，也不仅仅适用于张悦然本人，它同样适用于整个“80 后”文学。对于“80 后”文学而言，真诚而率性的青春成长是其作品中永远光芒四射的部分。这些有关青春的文字大多都书写了同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展现了一个属于当代年轻人的率性世界。 就如同我们所知，由于所生活与成长的环境不同，每一代人都拥有独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情感经历与生命体验。同样的，每一代的作家也只能用他们那一代的思维观念来表达对于自我、人生、社会以及世界的看法。而出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作家们，由于过早的用文字记录自己对于生命的感悟，年少的率真以及青春的张扬，都使得“80 后”文学呈现出一种对于成长本真的率性书写。无论是对于教育体制的厌烦，还是家长权力话语的反感，无论是青春期压抑下的忧伤抑或叛逆，还是充满着纯真的天马行空的幻想。作为“80 后”文学，文字对于创造者的首要意义便是满足他们倾诉的欲望，这种书写本是源于“80 后”对于青春的自我言说，因此，“80 后”文学无论渴望、张扬、迷失、放逐抑或重构，这都是一个青春期少 年对于自我生命真实的叙述，它无关历史、无关政治、无关家族，仅是青春使然。 放眼“80 后”文学，尽管各有各的标志，各有各的风格，如韩寒的轻狂、郭敬明的忧伤、春树的残酷抑或是张悦然的华美，然而，在这差异中又无不透露出率性的本真。就如同当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所提出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创作口号一样，无论“80 后”文学对传统文学模式提出怎样的挑战，无论他们对现实中的生活表现出怎样的反叛，真切、真实、真诚的表达自己，才是他们最初文学的创作动机。“80 后”作家步非烟就曾经在 2007 年鲁迅文学院召开的“80 后”青年作家代表研讨会上呼吁“我们要求自由的表达我们自己！”而这句话也正点出了“80 后”作家创作的初衷。用春树的话来说就是：“想写就写，想怎 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考虑慢慢写的叮嘱和忠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儿统统失效，用电影的话来说就是当下我们玩诗”。而这正是“80后”一族们当下真正的青春状态，因为青春本就自由无羁，本真率性。白烨就曾这样说过：“这种真率，在韩寒那里，可以表现为偏执；在郭敬明那里，可能表现为痞顽；在春树那里，可能表现为坦实；在张悦然那里，可能表现为纯真，但都是不掩不饰，不折不扣。径情直率地看生活，直截了当地写自己，在他们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和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大都是如此。他们写社会生活也罢，写校园生活也罢，都是用近乎透明的视镜去观察生活，用接近全息的传真去表达感受，都会以他们‘全打开’胸襟和‘不设防’的姿态，给你以纯真的感染和坦诚的感动。从文学是‘我手写我心’的要义上看，他们这一几乎是共性的特点，正相当直接地切近着文学写作的本义”。而这种真实也是“80 后”文学送给中国当代文坛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2.多重压力下的情感宣泄 虽然“80 后”作家追求“本真”，以满足自己倾诉的欲望为创作的最初动力开始写作，但是，他们究竟想要倾诉什么，究竟是承受了怎样的困惑才要倾诉，而这些困惑又为他们带来了怎样的精神压力终无从发泄，唯有选择文字来呐喊，这似乎才是激发“80 后”一代群体创作的重要原因所在。然而，对“80 后”而言，这种困惑与压力不可否认是来自多方面的，既包括他们青春期的心理压抑，同样的，也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方面。 中国人一向是十分注重血脉亲情的，父母之爱便是其最突出的表现，而在“80后”身上，这种大爱与前几辈人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他们那些经历坎坷而复杂的父母来说，自身由于

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缺陷决不能在子女身上重演，因此，在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富足的情况下，他们甘愿付出自己全部的爱，尽一切可能来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进而创建出一个父母心目中的子女最好的成长环境。然而，殊不知，这份来自于父母的沉甸甸的爱在“80 后”一代的心里又转化成了怎样的情感压力。对于“80 后”，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的“80后”，“421”的家庭模式使他们从小便获得了长辈们前所未有的疼爱与关注，但是，这种爱却大多体现在物质要求的极大满足，而在心理需求上他们却是极少得到回应的。父母并不了解孩子们真正的内心世界，而这确是正处于青春期的“80 后”们所最最需要的情感疏通渠道。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着和成人世界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对于亲情、友情以及爱情的理解，对于生活、社会以及人生的看法，对于憧憬、理想以及未来的设想等都是父母们难以想象的，十几岁的他们已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物质的幼稚小孩，而是已经开始了他们对于自己和世界的思考，但却无人诉说。而在充满着“良师益友”的校园，这种压力依然无处释放。 自从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便成为了衡量中国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凭证。“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定命运”等口号便开始越喊越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成功的机会越大，这一观念便逐渐深入人心，而高考就成为了所有“80后”一代通往成功的唯一桥梁。不仅家长为了孩子能够考上大学而紧衣缩食，日夜拼搏，学校更是尽一切努力向高考冲刺。毫不夸张的说，从小学、初中到高中，“80 后”这一代长达 12 年的求学之路，为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高考。因材施教，素质教育等在高考面前只能让位，陈旧的教育体制，刻板的授课方式，单一的学习模式，这一切无不使“80 后”深感压力。尽管“80 后”们很不认同中国现阶段的这种以分数论成败的教育理念，但是他们又没有途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在学校里任何学习不好的学生都不会得到重视，无论你是否才华横溢，是否品性优秀。所以，“80 后”被裹挟在这些通往高考独木桥的人群之中，也无暇它顾，唯有成功以获得表达的权利。可是，考上了大学就能“万事顺意”了吗？当然不是，当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并不如意的时候，当四年过后两手空空进入社会的时候，你或许才刚刚发现，生存的压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不仅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陈旧模式，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下所信奉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等生存法则也同样取代了计划经济下的包分配制度而成为了新的“生存之道”。而作为体改革后的 80 一代，他们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相比于上一辈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未来，而不必默认命运，而不幸的是，为了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站稳脚跟，“80 后”一代将要付出比上一辈人更多的努力，要承受更多的生存压力，求学、就业、住房、成家、生育、养老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压在“80 后”所有人的身上，这一切都使得进入社会后的“80 后”每天日夜忙碌，疲于奔命，这些压力在那些被社会统一安排下安逸生活的人们那里是无法诉说的。因此，无论压力 来源于何处，青春期、家庭、学校或是社会，或是所有聚集在一起，压在“80 后”心上的层层障碍终不能排解，无处倾诉也不知如何倾诉的“80 后”们便选择文字作为其最好的宣泄。

二、语言特色：各具特色

（比如：反讽什么的，我觉得结合具体作品说说应该就行，下面有一些例子） 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作品中，作家就是以语言这一载体来传递情感、 塑造人物和表现思想意义，因此可以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而对于“80 后”作家而言，他们无疑是一群语言上的天才。在“80 后”的文学创作中，我们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语言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讲述与准确的表达，而是有 意的去追求语言自身的魅力所带给读者的堪称“惊艳”的审美感受。曹文轩就曾 在郭敬明的作品序言中评价道：“语言的千军万马，无边无际地簇拥在他的麾下， 他将调动他的语词大军当成了写作的最大快意”。 可以说，语言是“80 后”文学所呈现出的一个亮点。不可否认，“80 后”作家在语言上的才情与大胆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身份标

志。在创作中他们无需前辈作家的规避与隐晦，只需自由的畅谈与快意的书写，既借鉴中西方的传统经典，也效仿 80 年代先锋写作的“语言游戏”，同时，网络语言的运用也使得“80 后”文学的语言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整体风貌，带给读者迥然不同的审美感受。 因此，在多种因素的碰撞之下，他们的语言文字既有优美也见粗陋，既有细腻婉 约又有洒脱张扬，多是口语短句，又不乏无标点的长句，给人以嬉皮士的说唱感， 又有极强的画面感。正是追求这种语言上的自由肆意的“快意”表达，才使得“80 后”文学表现出了调侃中见忧伤，戏谑中见批判，华美中见冷漠，凌乱中见章法 等风格各异的语言魅力，营造出了特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殿堂，从而运用这些新 鲜而陌生的文字烘托作品氛围，给文本带来更大的表现张力与审美意义。 毋庸置疑，韩寒以一种顽痞讽刺的语言在“80 后”作家群中独树一帜。韩寒 在他的《毒》中就曾说过：“作为小说，故事是完全次要的东西，语言和情绪是极 度重要的东西，思想是用来扯淡的东西，我所骄傲的是我留下了一些我喜欢的语 言和片段。”因此，他常常以简洁精练的组合、富有想象力的个性比喻以及反讽、 仿造等技巧达到一种幽默诙谐又犀利尖锐的语言效果，把王朔的京味的“痞”与 鲁迅的辛辣的“批”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例如《三重门》中充满调侃意味的反讽 “不喜欢教育，但思想觉悟还没到推翻现行教育体制的高度。因为一旦到这个高 度他马上会被教育体制推翻”，“譬如一个人左脚的袜子是臭的，那么右脚的袜 子便没有理由不臭。”[73]等表达鄙视与挖苦的比喻，《通稿 2003》中“越小的官就 越喜欢滥用职权”，“ 我们 Chinese 总不能拿英语互相问路到长城怎么走吧” [74]等精简而耐人回味的评说，“觉得此味只应地狱有，人间难得几回尝”，“文思如尿崩，谁与我争分”[75]等具有游戏特征的滑稽仿写，都是其机智诙谐、内蕴丰富的语言

实力的展现。而这种对于语言的热衷，在郭敬明那里则更为明显。在他的作品中文字的忧伤胜于故事，语言的唯美胜于叙事，他常常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修

辞手段将现实与想象进行一种奇异的搭配，以达到一种语言的陌生化与影像化。 如“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我喜欢白天明媚的风，在风里我可以摸到花开的 声音”，

[76]“大提琴的声音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我值 得紧握的璀璨年华，中间飞快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77] 郭敬明的文

字永远像是一溪温润，静静的流淌在生命中的每个角落，这仿佛就是青春自我的 言说，唯美而朦胧，细腻而忧伤。然而，这其中并不失青春年少的活泼与俏皮，“长 得根正苗红”，“成绩格外锦绣山河，”“我就是这么一火树银花的女子”等等，在这里，顽皮的调侃代替了浓郁的痞气，既富有当下青少年真实的生活气息，又具有张扬随性的个性特点，这种最易被广大青少年读者群接受的文学语言也一度成为了“80 后”文学语言的代表之一。然而，在张悦然的笔下，同样是青春物语，却呈现出了有别于以上两人的又一种语言风格。莫言就曾评价，张悦然的文字是有别于其他的“80 后”作家的，在她的讲述中，对于成长的梦想与求证，思索与领悟要远远比青春放纵和反判传统重要的多。如果说韩寒的叛逆是直接颠覆了青春的纯真，那么郭敬明则是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对阳光般的青春提出了质疑，而张 悦然则是在她的遍地樱花的梦幻殿堂中将青春的美好永久埋葬。在张悦然的作品 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到她对于语言的有意追求，词语的质感和色彩的选择是其表 现“冷艳”文风的重要法宝。如《樱桃之远》中在杜婉婉失聪后写道“在我冰冷 的体腔，按下去会觉得就要崩陷，像个漾满疼痛的湖泊终于携着它那嫣红的水漫

过来。水会从我的双耳漫上来”[79]，又如《红鞋》中对于肚皮上伤口的描写“它呈一个非常完美的圆弧状，像是女人饱满的嘴唇，矜傲地微微上翘。又像是一根姿态优雅的羽毛一般

栖伏在她的身上。”[80]奇异的想象、细腻的文字使得她的作品常常高贵华丽又冷峻脱俗，凭着敏感的心灵体验与真切感悟，在张悦然那里，青春是一个个充满着梦幻色彩的精致故事，让人感受到一种幻美而冷艳的新鲜感。除此之外，“80 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语言的快意”的执着追求，还表现在春树的虚妄与残酷，笛安的凌厉与睿智，李傻傻的安寂与沉默，孙睿的调侃与无奈„„我们似乎可以借用韩寒的一句话来总结“80 后”作家对于语言的这种用力追逐：“《三重门》其实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过度游离于情节外的卖弄，也 由于自己当时还是学生，经历的不足导致文字上格外的努力，„„所以一定要在语言上特别精彩。我常常要求自己每一段都要出彩，”的确，语言上的自成一派确实让“80 后”作家成功的树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风格。然而，过度追求文字游戏，陶醉于辞藻的堆积与怪异的意象，势必会带来灾难，破坏了文本的和谐，导致了叙事的羸弱。因此，即便开拓了语言的新疆域，却丢掉了其塑造人物表现情感的能力。因此，在“80 后”文学的集体转变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其作品中语言风格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加与经验的累积，走过“青春”的“80 后”作家不再依靠文字和语言来获得自信与吸引眼球，而是将语言回归作品，在完成其基本的任务之后再实现语言的丰富内涵和创造性，使得语言不再游戏卖弄，而是心之感 悟。 在七堇年的作品中，我们就看到了“80 后”作家在创作中对于语言的尊重。 例如在《大地之灯》中，七堇年对于西藏的风光与民俗的叙述，“天，对于卡桑， 还有卡桑的祖先那些古藏人来说是无上圣洁的存在。他们在离天最近的地方，骄 傲地歆享着亘古的太阳在她们皮肤上留下的红色胎记。„„他们是原始并且血统 高贵的生灵，在离太阳的最近的地方，绽放了世世代代”。“ 从来没有人看到它留在人间的尸体。人们相信，秃鹫的尸体是被太阳的光所吞灭的——如同我们让自 己的身体被秃鹫吞没”。既周全详尽却不堆砌辞藻，既震撼人心又不喧宾夺主。 而期间那满富哲理与禅意的语言又让我们感受到那远在其年龄之上的领会与参 悟。 “肉体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一朵莲花。只如同一只器皿，用 以承载着厚重并且洁净的灵魂”“ 而当一个人熬过了苦难的底线，对于世间的冷 暖毫无知觉，并且韶华已逝逼迫她不能再在无用的事情上浪费哪怕一分钟时间的 时候，就真的只剩下所谓成功了。因为其中的代价，已经早早透支在青年时代， 并且其庞大的伤害与遗憾，并非一句貌似豪迈而动情的青春无悔便可以弥补—— 即使于一个时代而言。”逻辑的清晰与干练又略带沧桑的语言相结合，带给读 者一份华丽而真实的文字飨宴。而这种由心而生，感悟生命的哲思禅语，我们在 笛安的转变中也能看到。不同于《告别天堂》的忧伤凌厉，也不同于《芙蓉如面 柳如眉》的悬疑推理，一向以叙述见长的笛安，在把故事由青春成长转向生命体 悟的同时，其在文学语言上也表现出了一种历尽风雨后的了然。在《圆寂》中， 笛安的语言平静而流畅，以她不经意的调侃诠释着一种生命的悲苦。而镜通法师 简简单单的一句“这世上，谁不脏？”却一语道破尘世万象。对于悲苦，应是遍 体鳞伤的袁季还是历经沧桑的普云，我们无法分辨也无需在意，也许眉宇间的那 一丝安宁与豁达才是我们了悟的玄机。而《宇宙》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你生我，我生你，我们合二为一，就是宇宙，就是永恒。”的佛理，便是笛安 对于迷惘与救赎的最好诠释。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过：“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确，语言是一种文化，生活中不同的语言表述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文学作品中，语言风格的确立与转变又是由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审美品味所决定。就“80 后” 文学而言，经验的缺失与创作上的不自信使得他们执着于游戏语言的快意，然而， 褪却了青春的稚嫩，开始走进并体悟生命的“80 后”们，逐渐懂得了用心去感受 与述说，并以此向人们证明，如今的“80 后”文学不再是一种话语的宣泄，而是 一种用生命去言说的艺术。

四、创作模式：模式：从“复制”到“突围”

对于“80 后”的作家，许多评论者都对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曾吝惜过褒 奖与赞扬，莫言就曾夸奖道：“张悦然的想象力是惊人的。在少女执着的梦和悲剧 意识双重构筑的基座上，想象力将故事弹开，火花一样闪耀着它们迷幻的光”。

[85]曹文轩也曾说过《幻城》来自于幻想与创造，是一种轻灵的、浪漫的、狂放不羁 的“大幻想”。然而，在阅读过大量的“80 后”作品之后，我们不禁黯然的发现， 其并没有蕴含着天马行空的，用之不竭的创造力，相反的，却表现出了一种原创 性的缺失，而这种不足在文本的叙事模式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那就是框架与情节 的复制。

不可否认，成长于这个生产信息化、工作信息化甚至生活信息化的时代，“80 后”是被众多强大的时代语境所裹挟着生长的，从幼年时期的《汤姆和杰瑞》、《米 老鼠和唐老鸭》、《圣斗士星矢》和《变形金刚》到阅读渴望时代的琼瑶、席绢的 言情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再到青春成长中的村上春树的小资、王家卫的电影， 以及网络所带来的全球化的信息交流，“80 后”一族便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对这 些信息照单全收，并不知不觉的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同时，由于所接触的环境 有限以及成长中的自我封闭，年龄的局限所带来的生命阅历的缺失，对于“80 后” 群体来说，信息时代所产生的巨大资源便成为了写作中的间接经验，弥补了每天 奔波挣扎于无垠学海所造成的想象空间狭小和生活经验的单一。因此，在“80 后” 一代人的文学创作中，“复制”经典将不可避免。如韩寒《三重门》中的林雨翔就 有着《围城》里方鸿渐的影子，甚至连其中的幽默、比喻和反讽都可以称其为是 它的翻版。李傻傻的《红 X》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如出一辙，其 中主人公都是被学校开除，但却有家不敢回投住旅店，招妓什么都没做而反被勒 索最后妥协等等。而张悦然的小说则明显借鉴西方童话、古代神话与传说。在《葵 花走失在 1890》、《竖琴白骨精》、《残食》等作品中都渗透着“美人鱼”式的意味。 《樱桃之远》更是套用了一部波兰电影《微若妮卡的双重生命》的叙事套路。春 树的《北京娃娃》从名字到内容都与卫慧的《上海宝贝》极为相像。孙睿的《草 样年华》也折射出石康《晃晃悠悠》的影子。笛安《告别天堂》的叙述也不可否 认的借鉴了深作欣二的电影《大逃杀Ⅰ》。而这种“复制”在郭敬明那里则更加明 显，甚至被指抄袭。《幻城》在结构与情节甚至语言上和日本漫画《圣传》都有诸 多相似。发行 100 多万册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因情节与庄羽的《圈里圈外》相 似还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两者无论是情节还是结构，甚至就连人物都可以对号入 座。林岚与初晓、闻婧与李穹、顾小北与张小北、姚姗姗与张萌萌、火柴与奔奔 的雷同都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在“80 后”作家身上，自我的循环复制则更 为明显。郭敬明从一开始就无疑要将他的“先喜——后悲”的故事进行到底，无 论是《幻城》中亲如手足的兄弟反目成仇，还是《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每个如天

使般快乐的人儿落入地狱，又或者是《1995—2005 夏至未至》中那将挚友隔于铁窗之外的牺牲，来自于青春期的那些悲欢离合始终在延续着郭敬明作品的浓郁忧

伤，他总是在不厌其烦的用一种先制造完美再将其粉碎的模式复制着他的悲剧故 事，以赚取读者的眼泪与同情。那些年少的主人公一面拥有着上天赋予的才情与 天赋，一面又经历着动荡与磨难，甚至是宿命与死亡，他始终再用一种“一半明 媚，一半忧伤”的故事打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而在《三重门》之后，韩寒的《像 少年啦飞驰》、《长安乱》、《通稿 2003》等作品，也一直在延续着他的“痞子—— 愤青”路线，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愤世嫉俗，基本与他《三重门》时期的艺术 水平不相上下。而张悦然也誓要将“海的女儿”的故事诉说到底，《葵花走失在

1890》，《十爱》，《樱桃之远》中的人物不是在无情而又贪婪的索取，就是为了爱 或自虐或偏执的付出，“自私——无私”的模式不言而喻。而笛安“背叛——原谅” 的情节也在《告别天堂》、《莉莉》，《芙蓉如面柳如眉》等作品中继续上演。此外， 春树始终在重复着林嘉芙的放纵而颓废的故事，李傻傻也同样没有找到《红 X》 中处于流浪中的灵魂。

对于“80 后”文学，我们不能否认其作家的才气与灵性，也不能否认其作品 的活力与率真，青春的激情在“80 后”文学中始终洋溢着别样的风采。当然，我 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的不足，又缺乏人生阅历的积累，“80 后” 文学所具有的一些明显局限。毋庸置疑，他们作品情节模式的复制与思想的单薄 已经是亟待改变的软肋，因为无论青春和成长是多么的光鲜耀眼，仅仅靠着缝缝 补补与翻来覆去是无论如何也撑不起他们梦想的天空的，对于这种创造力的自我 束缚，“80 后”作家亟待一场集体突围。 而这种改变我们在张悦然那里首先看到。《誓鸟》是张悦然 2006 年推出的长 篇小说，她在其发行时曾公开表示：“希望媒体不要再把我归类到‘80 后’，我的 文学己经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学的樊篱，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这部作品正 是我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 [86]

在《誓鸟》中，故事的背景完全的跳脱了以往“80

后”文学中的校园与青春，而是在大航海时代的宏大背景下展开。它讲述了一个 美丽而勇敢的中国女子春迟远下南洋之时所遭遇的种种，并希望在无数奇幻的贝 壳中寻找自己曾被海啸卷走了的记忆的凄美故事。尽管在作品中我们仍然能够看 到骆驼霸道的自私以及春迟刺眼拔甲等执着的奉献，然而，此时的主人公已经不 再是为了证明生命中某一个男人的存在，而是一个生命个体对于自我记忆的追寻。 就如同她的题目，誓鸟，也许你在苦难中寻找的永恒无法实现，但追求本身就是 美好并令人无法抗拒的。而在 2007 年出版的《光荣日》，同样可以看做是韩寒的 突围之作。作品讲述了以麦大麦为首的一行七人在大学挤奶班毕业之后去凤凰镇支教所发生的奇异且荒诞的故事。与以往相比，《光荣日》不再回避命运的荒谬与

鄙陋的真实，而融入了更为复杂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而其中韩寒特有的戏谑与 批判，也已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青春文学对于课堂和世俗的反叛，而是以一种 失去文学的方式还原真实，揭示出生命的本能才是反叛的最基本力量。此时的韩 寒已经少了些许叛逆，而多了些内省的反思，这种更贴近现实和更具社会责任感 的创作与之前的青春反叛相比，无疑体现了他对于命运的思考与关注。而在《悲 伤逆流成河》中，一向唯美清丽的郭敬明也宣告了他的蜕变。这是一部现实主义 题材的作品，也是郭敬明由过去一名“80 后”青春文学代言人走向成人文学新锐 的转型之作。他在谈及这部作品时曾说，与以往相比，这部作品的题材变得更加 的沉重，也写了一些现实中较为阴暗的东西。北大教授张颐武也在看后评价，《悲 伤逆流成河》开始让郭敬明的小说走向了“小叙事”。作品以一种平静而具意蕴的 语言讲述着成长于单亲家庭中的少女易遥那短暂而悲怆的一生。故事从易遥的意 外怀孕开始，讲述了这样一个不幸女孩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中所面临的鄙夷与 厌弃，同时与不同环境成长下的齐铭、唐小米、顾森湘、顾森西等展开的种种爱 恨情仇，最后以几乎所有主角的自杀而结束。不可否认，在这里，性、早恋、堕 胎、阴谋、自杀等等成人文学元素的植入，已然将郭敬明以往的唯美纯情路线打 破，然而，却也使得作品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真切。作品虽然仍是以校园生活为 只要内容，但主人公们的生活经历与生存悲剧又无不透露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与现

实意义。就如白烨所评论的那样：“没有想到作品里的故事是如此的沉重，人物是 如此的无告，在直面学生生态现状的淋漓叙事中，一种叫做责任感的东西扑面而 来。” [87]

而在“80 后”作家中，另一个颠覆自我，突破束缚的人便是笛安。新作《西

决》与《东霓》以其明显不同于大众意义上的青春文学而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了单调苦涩的校园生活，也没有了纯洁美好的风花雪月，而 是更为真实的表现了生活的无奈与成长的伤痛。故事围绕着郑家两代人展开，并 以郑西决，郑东霓，郑南音——郑家三个下一代人物为中心，在三个年轻人彼此 情感的冲击和碰撞中，从容适度地带入了上一代的故事。在这里，笛安尽管选择 了三兄妹在成长中的记忆与体验来构筑全文，但是，她却不再像以往一样复制着 朋友或爱人间背叛——原谅的故事，而是把审视的目光落到了父辈与同辈两代人 的身上，表达出笛安对于亲情、家和爱的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很明显，在《西 决》与《东霓》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郑家两代人相互牵扯的结果，父辈们的 命运是因，而下一代的命运是果，因果相互交错，从而创造了他们宿命般的人生。

对于西决、东霓和南音来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存在着挥之不去的伤痛，而它的制造者却是他们最亲最近的父母，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从来就是遥远而陌

生的，既对自己的人生不知所措，更不能给后代一个安全而温暖的家。在这里， 笛安不再强调友情或爱情之间的那种对于过错的宽容，而是通过倔强的，满眼仇 恨的东霓，冲动的，在逐渐成长的南音，或是始终一味的隐忍着的毫无血缘关系 的西决，向我们展示出人性的真实与命运的无奈。笛安正是用这种温暖的文字向 我们展现了她的成长与突围，也让我们看到了走出青春的“80 后”对于一种新的 叙事模式的审美诠释，它来自于岁月，来自于磨砺，也来自于沉淀。 三、创作主题：

青春主题：许多“80 后”作家在写作之初便就扣住了“青春写作”这一主题。他们往往利用自己极为有限的生活阅历以及经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着青春期的感伤与躁动、校园生活的无聊与叛逆、初恋时的青涩与甜蜜以及社会生活的疲惫与无奈。因此，在他们大多数人的笔下，青春、校园、社会是其永远无法跳脱的一个圈。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在“80 后”

文学的发展中市场与媒体的介入，也使得“青春”成为了“80 后”写作的一个亮点，扣住了青春也就扣住了读者，也就掌握住了市场命脉，也就实现了名利双收。于是，以青春为主题的自我经验的言说便开始在文学市场上遍地开花。例如韩寒的《三重门》、李傻傻的《红 X》、孙睿的《草样年华》、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何员外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等等，这些带有着自传性质的青春叙述便开始在“80 后”文学中大行其道，同时这也有意无意的迎合了受众群体的猎奇心理，使其走向了一种绚丽而媚俗的疼痛成长的展览。因此，“80 后”文学在主题上所暴露出的狭窄性以及在情感表达上所呈现出的趋同性几乎就成了其最为之诟病的弊端之一。 但可喜的是，自 2006 年开始，众多的“80 后”代表作家便纷纷走出了曾由他们一手打造的青春靓丽的空中楼阁，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续写着成长中的体悟与感动。不仅在内容主题上更加的多元化，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也更加的紧密，思想深度也大大的提升。作为一群由青春走向成熟的“少年写手”，年龄的增长以及阅历的增加都不由自主的开始让他们去思考由“青春文学”走向“成人文学”的方式。因此，不再被媒体和出版社牵着鼻子走，不再仅仅书写对社会的不满以及自我的宣泄，而是以更多的精力与热情关注文学与写作本身成为了这些成长中的

“80 后”作家新的努力的方向。 其他：“80 后”实力派作家丁旸明的《悲日》，就首先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令人震惊的转变。与他之前的《在高速公路上慢慢走》和《一条毒蛇缠住我》等透漏出对世界和社会的青春认知的作品不同，《悲日》则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抗战历史题材，

这不仅仅代表了作者自身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自我脱变，同时也向我们展现了“80后”文学的新的气质与风貌。就像评论家施战军所说的那样：“丁旸明的作品使蔚成风气的青春文学告别了幻想撒娇的时代。”并以此从根本上颠覆了“80 后”写作。作品是以在中国当代军事题材小说中十分罕见的“淞沪抗战”为主要描写对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蒋光鼐、蔡廷锴为代表的十九路军抗战将领和庄逸飞、张不歪为代表的下层士兵这三条脉络为线索，并结合众多史料和历史人物，用一种朴质而真实的语言向我们讲述这一段历史悲歌。在作品中，丁旸明不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出战争背景下各各阶层的内心波澜，更是打破以往塑造“典型人物”的传统模式，为我们呈现了一组英雄人物的群像。在丁旸明的笔 下，无论是统帅蔡廷锴、蒋光鼐，还是普通军官庄逸飞、马德胜，甚至是士兵豆 芽或张不歪，都不再是孤零零的伟岸存在，而是作为整个十九路军的英雄价值的 体现而绽放光芒。这不仅仅将小人物的个人命运融入到了残酷的战争之中，同时， 更突出了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作为一名普通民众和一名军人所拥有的爱国激情， 也还原了一种有血有肉的历史真实。《悲日》的诞生不仅让丁旸明彻底告别了“80后”以往“阳光＋悲伤”构成的青春写作，也投射出了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的民族

责任感，就像他自己在《悲日》的扉页上写下的题记：以忠诚献给祖国，以赤心 献给民族，以崇敬献给血战抗日的中华壮士。以此表现出中国“80 后”的另一种 情怀。

湖北武汉作家江南北的长篇处女作《宿命》，一经连载，就在网络上创造了傲

人的成绩，并被网友和媒体誉为中国 80 后第一部传统纯文学小说。这个扬言要拯 救中国文学，20 年内实现中国诺贝尔奖零的突破的“80 后”作家，正是以《宿命》 的非凡实力，让我们看到了“80 后”文学新的希望。就如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熊召政在该小说的序言中写说：《宿命》成为受百万读者热捧的网络热门小说，我 想，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觉得这部作品昭示出 80 后新生代作家文学心态的回 归，因而对于传统文学的传承大有裨益。 [89]

作品取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传统农村，

描绘了一个农村妇女玉娇的悲切而心酸的人生，并通过她的那段荒诞的“爱情” 描写，反应出改革开放以来汉江平原农村的现实生活。美艳的玉娇在花样的年纪 嫁给了中年丧偶的代能劳，给他的四个孩子：燕燕、娥娥、鹦鹦和邵加当起了后 妈。然而，不安分的玉娇为了获得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满足，便与哑大个和村长发 生着肉体关系，一次次践踏着闭塞而传统农村的道德与人伦。然而随着年龄以及 阅历的增加，她对于幸福的理解也开始变得平实而简单，但却屡屡不能如愿。在 这里，女主人公的那跌宕起伏的人生，每每让她宿命般的走向了同一条胡同，但 是她却在无数次的跌倒后坚强的爬起，执着的去寻找新的人生。而作品中的娥娥、 鹦鹦、邵加等也同样如此，都在与命运的搏斗中摔到了又爬起，以一种冥冥中的 希望迎接着明天。作为一名“80 后”的都市作家，江南北能够对农村生活做出如 此详实的描述，对人生做出如此深刻的感悟，都是让人惊叹的。这不仅为“80 后” 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让人们看到了“80 后”作家超越自我的努力。就如熊 召政所评：“《宿命》这部小说与目前文学网站和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小说，尤其是 新生代作者们的小说截然不同，它没有追随大流，而是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

写普通人、述平常事、关注人性。„„取材于现实生活，原汁原味，正是这部作 品的成功之处。” [90]

而这种主题的多样化转变，在唐欣恬那里则表现的更为透彻而真实。在她的

《裸婚——80 后的新结婚时代》中，婚恋主题首次进入“80 后”作家的创作视野。 随着“80 后”一代年纪的增长，多数人已经到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然而，生 活于这个“高压”时代， 房子、车子、票子无疑成为了“80 后”一族迈入婚姻的

一道高而厚的门槛。因此，寻求真爱的他们便以裸婚的方式对抗现实的残酷，寻觅他们心中的幸福。刘易阳与童佳倩这对相爱了六年的甜蜜情侣，却因为孩子的

出现过早的走进了婚姻。童佳倩“裸着”搬进了刘易阳的三室一厅，过上了四世 同堂的平凡日子。然而，童佳倩逐渐发现，恋爱的时候你爱的是一个人，而一旦 结婚你却嫁的是一个家。几个不同时代的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生活，观念的不同， 价值观的相悖，生活方式的迥异，都使得各种矛盾不断。童佳倩开始反思她的选 择，他们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在唐欣恬的笔下，“裸婚”已经不仅仅被作为一种 “80 后”的潮流而存在，而是将物质与爱情这个在当下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赤裸裸 的滩在了初涉婚姻的“80 后”面前。对于与上一代人相比失去了许多生存保障的 “80 后”来说，他们在许多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安全感，爱情亦是，婚姻亦 是。这就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需要物质定性的保障，即使是哭，能坐在宝马里 也是种幸福的婚姻价值观已然在许多年轻人的观念中形成。然而，唐欣恬却用这 部作品向我们证明，尽管现实中物质的诱惑会向我们圣洁的婚姻发出各种各样的 挑战，我们也许会逃避，也许会退宿，而最后必要二者择其一的时候，人们必定 会走向心中真正的幸福。唐欣恬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身处这个物化社会的“80 后” 一族，“裸婚”并不能证明爱情的圣洁，“富婚”同样不能保障婚姻的完满，我们 不能够一味的抱怨现实的不公，而唯有自我对于幸福与未来的不懈奋斗，才能获 得美满与永恒。与以往的“80 后”作品相比，《裸婚——80 后的新结婚时代》无 疑是一部成长之作，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主题内容由求学到成家的成长，也不仅 是主人公们从恋爱到婚姻的成熟，更体现了“80 后”作家的创作视角与情感关注 的转变，这正是“80 后”文学从青春文学走向成人文学的一种可喜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