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献给爱米丽的玫瑰_中的叙事者和角色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n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Vol.7 No.2Jun.2007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叙事者和角色
颜碧宇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系,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美国内战后,南方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直接冲击着南方人的生活、思想、价值观等,处于一片混沌。而这一混沌不仅体现在小说中的“我们”这一叙事者对爱米丽的态度,还体现在“我们”的叙事方式上——层层倒叙、意识流而非传统的顺序。这是一篇采用第一人称复数作为叙事者和故事人物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 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叙事方式;意识流[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326(2007)02-0056-03
The Narrator and Characters in A Rose for Emily
YANBi-yu
(Humanities Department, Wen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Wenzhou, 325035,China )Abstract: The chaos after the civil war in southern America caused confusion in people's life, thoughts and
values at that time. I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ttitudes of \"us\way of telling the story an inverted, unconventional way and in the use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t's a goodexample of using the first-person plural form as the narrator.
Key words: Faulkner; \"A Rose for Emily\"; Narratio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一、创作背景
“现代主义最为突出的阐释之一可以看作是认识论的缺失,形而上学确定性的缺失。这些缺失反过来影响了对主体以及主体与他者和群体的界定。20世纪确实是变动不居的时代。在我看来,它的变化不息比起单一事件来说更多地归因于影响19世纪后70年的
[1]
积累变化。”工业革命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英国
发展,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旧体制、旧社会和传统文化将会彻底消失。而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转变又不断地挑战着他们老式的生活方式、传统和观念。“我们”在新文明旧传统的撞击中挣扎。而此时,对于“我们”来说,爱米丽就像一个活化石,像一座丰碑,是“我们”与“我们”所怀念的南方传统社会、所崇尚的传统道德的唯一联系。“我们”无法让自己停留,却寄缅怀之情于爱米丽,希望她能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且这种矛盾的心理贯穿小说的始终,在“我们”对爱米丽过分关切的态度和行为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1832和1867的改革法案,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欧洲各国的革命等等发展了经济,改变了各阶层的政治力量对比,也冲击着原本植根于西方人心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这一变迁和冲击鲜明地反映在福克纳的小说
[2]世界中——“一个因失去而不安的世界”。
二 、“我们”——“叙事者”视角及转换
时代的变迁不仅仅影响着故事中的“我们”,让“我们”对南方的现实社会感到矛盾、困惑,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感到不确定,也影响了“我们”作为叙事者的叙述方式。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读者可能认为作者是叙事
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小说中的世界也是如此。在南方,奴隶制度、传统生活方式、传统道德随着内战的结束,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而消逝。“我们”像大多数南方人一样怀念过去的辉煌: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社会体制。同时“我们”又不得不顺应时代的
[收稿日期]2006-12-04
(1979 —),女,浙江温州人,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助教.[作者简介]颜碧宇
第7 卷第 2期
颜碧宇:《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叙事者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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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到“我们”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出现。“长久以来,
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3]
,读者
才发现作者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来叙述故事。然而读者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我们’是谁?”“我们”是这个小镇一个不知名的叙述者,又或是指小镇上的人们?细读整篇小说,读者会发现“我们”指小镇上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老人、女性和男性。“我们”是相对于女主人公爱米丽的对立面,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小镇上传统的南方人。
“我们”作为角色和叙事者,有着集体多重的观点。有时,“我们”代表着老一代人,有时“我们”代表着新一代的小镇人们,而有时“我们”是小镇的男性的发言人,有时却是小镇的女性的发言人,有时“我们”代表着全镇的人们,等等。因此,“我们”内部时常有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使得小说更加生动和立体化,而不是一个叙事者自我观点或集体统一观点的单一叙述。这就是“我们”在叙事者和小说人物两类角色中不断转换所产生的效果。
如果叙事的句子中没有“我们”出现,那么“我们”像一个全知的叙事者,从客观的角度回忆和讲述往事。但是,如果叙述的句子中出现了“我们”作为主语时,“我们”就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我们”在各个情节中扮演角色,“我们”有想法、有语言、有行动。
在第一部分,“我们”作为全知的叙事者,客观地讲述着爱米丽的葬礼和“征税”事件。然而在第二部分的开头,当讲述到“气味”事件时,“我们”在句子中出现,就开始以小说人物出现,经历着这个事件,从小镇人们的主观角度去叙述这个事件。“长久以来,我
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3]
,“我们
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
实……”[3]
,这些句子表述了“我们”对爱米丽的看法。
此时“我们”不是全能的叙事者,“我们”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不知道她的秘密,不知道故事的发展与结局。因此,“我们”能告诉读者是对气味的来源的猜测而不是真相,留下了悬念,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
在小说的第三、四部分“我们”也起了同样的作用。“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
一起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3],“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爱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3]。“于是,第
二天我们大家都说:‘她要自杀了。’”“我们相信他此
去是为了迎接爱米丽作一番准备……”[3],等等,从以
上这些句子读者可以看出“我们”不仅是叙事者也是小说中的角色,因为“我们”告诉读者是“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所说。因此,读者所看到的都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无法进入爱米丽的内
心世界,使读者总是无法接近爱米丽以及她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想,也无人了解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最后一段的开头,“我们”又回到叙事者角色,从局外人的角度讲述爱米丽去世后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
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3]
这句话一出
现,又把“我们”拉回到小说人物的角色。“我们”详细地描述“我们”在恐怖的小房间里所经历的一切,并随着“我们”的叙述,带领读者从“我们”的视线,紧张好奇而又恐惧地观察着这个小房间,共同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悬念。
三、“我们”的叙述方式——层层倒叙、意识流等
作为叙事者,“我们”的叙事运用了不同的现代派的叙述技巧,如意识流、层层倒叙和多角度叙述观点,以及通过技巧使读者积极地参与其叙述中去。这些叙述技巧巧妙地串联了这个故事的各个情节。
目前发表的论文很多都涉及到了这部小说的极为经典的倒叙写法及其他技巧,但都未曾提到其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因而本文将就此展开叙述,展现其意识流手法的巧妙运用。“意识流是由一个意象像催化剂一般,催化出了其他的意象、记忆、印象或情绪,它的主要模式是转喻式和片段式的,而不是直线形的。意识流在持续不断的思维中穿梭编织,展现其联系过
去、现在和将来的潜力。”[1]
它源于印象派,不断获取
瞬间的片段。在小说中,当“我们”叙述到她击败来征税的政府代表团时,正是她那高傲而不容侵犯的逐客方式这个意象,催化了“我们”的记忆,使“我们”想起三十年前那股“难闻的味道”的事,她也正是以同样的气势战胜了小镇的人们。这种高傲而不容侵犯的气势,像一个导管,连接了“我们”记忆中的两个片段,连接了小说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使“我们”的叙述自然而然地从一个“征税”事件转入了“气味”事件。当爱米丽和荷默驾着轻便马车出游时,“她把头抬得高高的——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
也是如此”[3],以显示她的尊严和不受影响的高傲个
性。正是她的这种尊严和高傲个性又一次成了“我们”的催化剂,成了“我们”记忆片段的导管,导出了另一个“买砒霜”事件。她在买毒药时,正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药剂师的询问。而此事发生在他们驾车出游事件的一年之后。“我们”在叙述中凭着“导管”,自然流畅地转换着时空,从“征税”事件,转入“气味”事件,从“驾车”事件转换到“买砒霜”事件。而此“导管”就是令“我们”印象深刻的爱米丽末代贵族的尊严和其高傲的个性。正因印象深刻,才很容易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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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叙述中成为“导管”,而这样的叙述方式也使读者对爱米丽的尊严和个性感受颇深,使读者像“我们”一样与女主人有着一段无法缩短的距离,同时避免了平铺直叙,利于制造悬念,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我们”的阵营中,去猜测、追寻爱米丽内心世界的秘密。
这种叙述方式也与“我们”的叙述时的心理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在叙述这个哥特式的恐怖小说时,带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恐惧的心理。这也是“我们”自然而然地采用意识流、倒叙等手法而不是秩序井然的顺叙的原因之一。意识流般随想而叙正符合了“我们”紧张恐惧时的杂乱心理,而这种心理通过无序的叙述也会传达给读者,和读者分享着“我们”的感受和疑惑,使他们不自觉地站在了“我们”的角度与立场,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们”代表着美国内战后南方人的声音。他们经历着战后社会和时代的变迁,经历着内心矛盾的斗争:一方面,他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需要不断改变以适应社会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念着逝去的南方传统。对于“我们”——小镇人民(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爱米丽是“我们”与传统的唯一联系,是“我们”唯一的寄托。因此,“我们”不希望爱米丽发生任何反传统的改变。而“我们”也是造成爱米丽怪异反常的性格和其悲剧的一个因素。同时时代的变迁所造成的人们思维观念的困惑与混乱,也反映在“我们”的叙述方式上,而这种叙述方式又与“我们”叙述恐怖故事时的紧张恐惧的心理相联系,使意识流、层层倒叙的叙事手法在小说中显得如此自然、合理,似乎顺应一切巧合而生。然而,这都是经过作者福克纳精心安排和巧妙的设计。用第一人称复数来写作是件不易之事,而John Dardner认为,“福克纳的短片
[4]
小说是最好的范例”。
四、结束语
从“我们”扮演的两类角色中,读者可以知道“我
[参 考 文 献]
[1]Charles A. Peek, ROber W.Hamblin. A companion to Faulkner studies [M]. USA:Greenwood Press, 2004:110-112.[2]Don H. Doyle. Faulkner’s county [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7.[3]陶洁.福克纳作品精粹[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33-45.
[4]Miller, Laura. We the Character[N].New York Times, 2004-04-18(35).
[责任编辑:沈潜]
(上接第52页)即经济前提,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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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当公民在改造利己主义生活之后成为现实
时候,人的全面发展就变为现实了。就人类意义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就个人意义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不仅要努力保证一切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的人的时候,当现实的人在自己的经验的、具体的生活中成为政治的“类存在物”的时候,当国家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表现而被扬弃,并且变为社会整体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0.
[责任编辑:王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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