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绪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1.时间范围的简单界定

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之间的32年的文学

2.主要特征

（一）内容方面

1、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逐步得到了确立。

2、普通人的情感得到了高度重视。

（二）形式方面

开放、自由、通俗

诗歌 散文 小说 戏剧

简答：什么是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

（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

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与交融

二、引言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第一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

现代文学的先声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近代文学。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不可能出现突变。

文学的变革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成就。变革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的特点。

第二节 文学观念变革

在戊戌维新前后，我国文坛兴起了启蒙文学的潮流。在这股文学潮流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观念。当时的启蒙文学家努力地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中挣脱出来，他们汲取了一些西方的文学观念（主要是人道主义）。

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

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

第三节 文学创作实绩

诗文的改革 话剧的输入 小说地位的提高 翻译的盛行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1.文学革命的背景

“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学革命的背景。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主体和环境两个方面来回答。

人的主体角度：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逆向的发现西方的结果。

环境的角度：新文化运动是国际国内形势较为有利的结果。

（郁达夫：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的，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2.文学革命的兴起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最早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

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就不仅涉及了文学的形式，而且也触及了文学的内容。在《新青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后，立刻得到了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响应，较有代表性的有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

双簧信 《人的文学》

3.文学革命的实绩

作家队伍的壮大和创作的繁荣

文学观念、内容、语言载体、形式各方面全面的革新与解放

第二节 外来文艺思潮的影响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反对封建文学并使文学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新文学，从思想倾向到形式、结构、表现方法，都曾广泛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到契诃夫等，可以说哺育了中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当问题转到另一方面，即要建立新型的文学时，回答却欠明确具体。

所谓“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免都嫌笼统。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但究竟以什么样的西方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蓝本，这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固然主要介绍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中国文学要走“写实”的路，而又同时推崇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对于后起的自然主义思潮不但缺乏辨别，反而把它作为最新的方向来提倡。他们吸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混乱。

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四时期的作家主要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而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实现的。从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

旧文学的种种影响，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

第三节 20年代文学论争

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展开，使国内封建势力深为忧惧。军阀政府不仅制造了流血惨案，而且以反对“过激主义”、“赤化运动”的名义，禁止一切进步思想的宣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不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新青年》及其它许多进步报刊先后被查禁，连《娜拉》一剧也遭禁演。

和政治压迫相配合，文化领域中的保守势力，也因为传统文学已不足以遏止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就罗致了一批留过学、出过洋的人，挟“精通西学”的名义，作“仗义执言”的姿态，为旧势力张目，以遂其复古的目的。这批人物先后以《学衡》、《甲寅周刊》为阵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地向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了不断的反攻。

《学衡》杂志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主要编撰者有梅光迪、胡先肃、吴宓等人。

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所披的已不是旧中国封建文化的长袍子，而是一套由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与旧中国封建思想拼凑而成的新装。

刊物自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也正显示了这一特点。并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

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自衔淹博，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肆意笑骂，显示其反对新学说、反对介绍和借鉴近代西洋进步文学的立场。

“杜威、罗素为有势力之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为神明，一若欧美数千年来之

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而彼等犹尊若圣经。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

吴宓也在《论新文化运动》中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邪说” 。

此外，《学衡》重复胡先肃在“五四”前夕写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中的论点，反对以白话代文言，反对语文合一，主张文学上的模仿。胡又在《学衡》第1卷第1期中作文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

《学衡》出版后不久，鲁迅即对他们展开了批驳。在这之前他已经预见地指出了这样的迹象：“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随感录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1925年，章士钊的《甲寅》在北京复刊(《甲寅杂志》初为月刊，1914年创刊于日本东京，出版十期后停刊。至1925年，在北京续出《甲寅周刊》，从37期起改在天津出版)。章士钊曾留学英国，当时担任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自称是新旧之间的一个“调和派”。

在“五卅”惨案所激起的政治浪潮中，《甲寅周刊》发表了许多“时评”，诬蔑爱国运动是受“野心家”的利用，“由公争返为私争”；支持军阀政府的武装镇压；提出所谓“读书乃真救国”口号，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相对抗。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前后，《甲寅周刊》刊载军阀政府的文件，并发表评论硬说进步师生“越轨”，为军阀的倒行逆施作辩护。

在和各种复古潮流斗争的同时，新文化阵营的分化也愈来愈趋于明显。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逐步发生分裂。胡适眼看自己无法阻止《新青年》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终于退出该刊，在1922年另办《努力》周报（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提倡“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

第四节 新文学社团与流派

1921年以前，是新文学的倡导期，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刊物，当时有影响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都是综合性刊物。那时也没有文学社团，没有形成文学流派，创作也不活跃。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1921年才开始出现的。

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出现的文学社团有100多个。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一）文学研究会

这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也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该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十二个，最主要的是：郑振铎（会章）、周作人（宣言书）、沈雁冰（编辑、理论）、叶绍钧（创作）。另外还有孙伏园、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文研会的机关刊物是《小说月报》。

周作人在为文学研究会起草的《宣言》中说：将文艺作为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文学研究会不仅是一个文学社团，也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人们称之为“人生派”。他们主张文学“为人生”，认为文学应该成为“人生的镜子”，提倡“血和泪的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印象。这种“为人生”的主张，主要是跟两种文学相对立，一种是封建的载道文学，另一种是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

（二）创造社

是继文研会以后出现的又一个著名的文学社团。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发起人是一批留日学生，主要的成员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是创造社的三个骨干：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批评。创造社曾被人们看作是与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因为他们主张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作家要“专求文学的全和美”。他们跟文学研究会有过争论。那么创造社是不是真的跟文学研究会相对立呢? “为人生”也好，“为艺术”也好，它们都是对封建载道文学的一种反拨。文学研究会主要是从关心社会全体的角度体现人的意识，创造社主要是从尊重自我的角度体现了人的意识。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认为，文艺是出自内心的要求，是天才的自然流露，无所谓目的不应该用规矩来衡量。他们不希望在自我之外有一个其他什么目的、规矩来约束。这是一种人的意识的自觉，只是以偏激的面目出现。事实上，创造社对现实人生还是十分关注的。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以1925年五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三）语丝社

1924年在北京成立。代表刊物《语丝》周刊。该刊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和宗旨。

《语丝》开始有倾向各不相同的十六个人投稿，后来有了几个比较固定的投稿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等，基本上是《新青年》的老将。这些人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鲁迅语），文风泼辣而幽默。尤其是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更能体现这一特色。人们称这种文体为“语丝文体”，称这些作家为“语丝派”。《语丝》主要刊登杂文和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对杂文和散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新月社

1923年在北京成立的文化团体（不仅从事文学活动，也从事社会活动）。他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很深。新月社主要成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张：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认为“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艺术虽不是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为艺术的”，提倡“反写实运动”，认为“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为了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要求文艺“解脱自然的桎梏”，而接受艺术格律的束缚，“乐意戴着脚镣跳舞”(以上文字分别引自闻一多《诗的格律》、赵太侔《国剧》以及余上沅《国剧运动序》。《诗的格律》中谈到的“戴着脚镣跳舞”一语，原是Bliss Perry教授的话)。

1925年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后，曾编辑出版《诗镌》、《剧刊》，开始形成新月诗派。

（五）湖畔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