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直隶劝业道农业活动述论

吴硕

【摘 要】劝业道掌管一省农工商矿并交通各项事务。直隶劝业道设立后，为振兴农业采取的一些举措，宣传推广了农业新技术，改良引进了新品种，大大提高了直隶地区棉业产量与质量，培养了一批具有专门农业知识的人才，传播了近代农业知识。此外，劝业道还十分注重林业、渔业的发展，推动了直隶地区农业的近代化。%Quanye Dao take charge of agriculture, mining, transportation and post boat services of a provinc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Zhili Quanye Dao ,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to take some initiatives to promote the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mprov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varieties, greatly improving the Zhili cotton produc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cultivating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who are equipped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on modern agriculture, spreading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knowledge, in addition, Quanye Dao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forestry, fisheries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Zhili. 【期刊名称】《保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0)001 【总页数】6页(P25-30) 【关键词】直隶;劝业道;农业活动 【作 者】吴硕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5

光宣之际，清政府内外交困，款项支出巨大，振兴实业开辟利源成为挽救清政府统治的重要途径。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后，清政府开始对内外官制进行改革。1906年，商部、工部等合并组成农工商部，掌管全国农工商政并森林、水产、河防、水利、商标、专利等诸事，而与之相对应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设置也提上了日程。1907年7月7日，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奕劻等上奏议改直省官制折，在奏折中提出，各省设劝业道“专管全省农工商及各项交通事务，并将按察司旧管驿传事务，改归该道兼管”[1]。直隶劝业道设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举措，传播了近代农业知识，推动了直隶地区农业近代化。

1907年7月7日，朝廷颁发上谕，所定直省官制：“著由东三省先行开办，如实有与各省情形不同者，准由该督抚酌量变通，奏明请旨。此外直隶、江苏两省风气渐开，亦应择地先为试办，俟著有成效，逐渐推广……”[1]由此可知，直隶是全国先行试办劝业道的地区之一。但其实直到1910年才设立劝业道，过程一波三折，极为复杂。

事实上，直隶的清末新政改革，是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期开创局面和奠定基础的。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农业方面，建立专门管理农务的机关农务总局，开办农业学堂，培养专门的农学人才，推广种桑养蚕，发展林业。社会管理方面，为维护地方治安，创立了巡警制度。为振兴工商，设立了直隶工艺总局等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积极地推行地方自治，但对于设立劝业道却兴趣寥寥。1907年9月4日，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袁推荐心腹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一职，以图继续掌控直隶。直隶官制改革一事遂搁浅。杨士骧继任之后，也没有

将增置劝业道列入日程，清廷电催从速设立[2]，但杨士骧多次以经费不足等理由，请求缓办[3]。后虽有消息传出，直隶劝业道将设，也未见成型[4]。1909年5月，摄政王载沣特召杨士骧进京，催促速办新政。杨士骧不敢拖延，保荐孙多森、洪恩广二人作为劝业道的人选[5]。不久，杨士骧因病离世，设立劝业道的计划不得不又一次中断。

杨士骧之后，端方补授直隶总督，但不久端方被弹劾罢官，直隶奏设劝业道之议再次搁浅。直到陈夔龙督直之后，增设劝业道才算正式提上日程。陈夔龙遴保孙多森和洪恩广二员请旨简放劝业道[6]。不久，清廷谕令孙多森试署劝业道。至此，直隶劝业道才正式确立。

直隶劝业道的内部构成。劝业道成立以后，“劝业道应就所治地方设立公所，督率所属各员每日订时入所办事，公所分设六科如下：一总务科，掌承办机要、议订章程、考核属员、编存文牍、收发经费、统计报告及实业交通学堂各事项；二农务科，掌农田、屯垦、森林、渔业、树艺、蚕桑及农会、农事实验场各事项；三工艺科，掌工艺制造、机器专利、改良土货、仿造洋货、工厂各事项；四商务科，掌商业、商勋、赛会、保险及商会各事项；五矿务科，掌调查矿产、查核探矿开矿、聘请矿师及矿务公司各事项；六邮传科，掌航业、铁路、轮车、电线及测量沙线、营治埠头厂坞、考查路线、稽核通运行车，并电话、电车、邮政各事项”[7]。1908年7月，颁布《各省劝业道官制并分科办事细则》，详细规定了各科科员人数及品数。规定“每科设科长一员。总务科、邮传科每科不得超过四五人，其余各科不得超过二三人”，科长为六品，副科长为七品，科员为八品，均由劝业道禀准督抚任免。该细则还规定了在各“厅州县应按照奏定直省官制通则，设劝业员一员，受劝业道及地方官之指挥监督”[8]。按照规定，直隶劝业道设立后第一任机构内部人事任用情况为：劝业道孙多森，总务科科长胡宗楙，副科长李维勋，科员5人，分别是方焕经、程堂怡、于庆云、李瑞清、龚寿颐。农务科科长方焕经，副科长许家修，

科员3人，分别是王龄嵩、胡睿、王荣楙。工艺科科长郑桂森，副科长许恩褆，科员3人，分别是曹尔昌、李应耆、朱寿祺。商务科科长朱寿祺，副科长何如渊，科员3人，分别是王学廉、赵宋卿、孙鼎光。矿务科科长曹琳副，科长叶树仁，科员2人，分别是高毓芑、孙乃炤。邮传科科长胡宗楙，副科长唐肯，科员3人，分别是黄才俊、潘绍岳、蒋秉熺[9]。劝业道各个机构的最终确立，有利于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促进了直隶地区的实业发展。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本之固，莫如务农”[10]，直隶劝业道设立之后，为振兴农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开垦荒地，兴办林业，创办农业学校，推广蚕桑，引进新品种，推广棉花种植，开办农业学堂，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还特别注重林、牧、渔等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近代化。 （一）开垦荒地

开垦荒地，可扩大耕地面积，因此农工商部对于垦荒极为重视，通咨各省将所有官荒栽种植物，按年报部在案[11]。1912年，劝业道王景福经过调查发现“直隶北境环绕皆山，山杂土石肥美，宜林业者居多”，但存在“斧斤不时牧伐，任践踏而无保护”的情况，为防止坐失利源，劝业道责成各州县、行政机关及自治团体监督办理，并会同本地绅民设法承领栽种。王景福还颁布了《开放荒山办法简章》，共计13条，以规范开垦荒山行为[12]。各地官绅也积极配合开展植树活动，如1912年5月，张家口学绅张秉鉴联合关外士绅组成张察垦务有限公司，集资一万余元买荒放垦[13]。此外，1912年10月26日，垦植协会在直隶设置分会，旨在“拓地垦荒，殖产兴业，广归利源，富裕一般人民职生计”[14]。以上举措使得大片的荒山、无主的荒地得以利用，栽种树木，发展林业。 （二）发展林业

发展林业，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农工商部通告各省“推广农林”，“迅速采办树秧，妥为试种”[15]，并通饬各省劝业道“将本省所有林业情形详细调查，报部核

办”[16]。还制定推广章程，并通饬地方迅速“酌设农林讲习所，农林演说会”[17]，以振兴农林。直隶劝业道孙多森提出，“直隶襟太行而带渤海，气候融和，最宜种植林业”，要求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大规模种植，“凡河堤、山麓、道旁、田畔，不宜五谷者，悉令种植”，还劝导乡民“每户各种若干”，鼓励富户创立木植公司，以期扩大种植面积[18]。1912年，时任劝业道王景福认为，发展林业“先从保护入手”，直隶地区本来天然林产十分丰厚，因为保护不到位，“今若彼濯濯”，因此他提出会同巡警认真保护，有利于林业日益发达[19]。地方组织、个人也响应劝业道的提倡，重视树木的种植。如肥乡县农务分会创立之初，就出台了《劝种树木章程》，共计7条，章程中对于负责人、树秧的选择、栽种的方法以及树木的防护都有明确的规定，十分重视桑树的种植，这有利于蚕桑业的发展[20]。劝业道对于种植林业取得突出成绩的个人团体还制定了奖励机制，如丰润县监生沈长祜种树8万余株，劝业道拟发给“五品奖札一纸”[21]，以上举措的具体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隆平县某大令联合绅董组织农林会，一区劝办城乡各农民，栽种树木十余万株”[22]。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隆平县农林会总董赵征麟禀，“天气亢旱，栽植不少，干枯颇多，恳即俯赐良法以维林业”[23]。 （三）筹办蚕桑

“蚕桑一道，为民生衣被之源，自古与农田并重”。蚕丝为实业中之大利，面对中国丝业日渐萧条的形势，农工商部通饬各省绸商认真研究，并咨照各省督抚设立蚕桑学堂，造就人才，以挽利权[24]。

种桑养蚕受到各级官吏的普遍重视，“树艺首重蚕桑，而栽培尤宜研究”，博野县袁大令设立蚕桑研究所以期提倡实业[25]。1910年，灵寿县袁大令称该县土脉肥厚，宜兴桑蚕，“请领桑秧五万株以备栽种”[26]。1911年，成安县知县高景祺试办春蚕，高景祺素知直隶地区盛产椿树叶，可作养蚕之用，唯一需要克服的是直隶地区春天天气较为寒冷的问题，为此，“挖深约三四尺之地窖，上盖房屋，普开

亮窗，并立火炉风道，使上得阳光，下通地气，阴阳交接而后蚕易长成”，并在地窖周围建造相应的配套设施，经不懈努力，取得成功，为推行这一尝试，拟从司库杂款项下拨银2 000两作为经费[27]。高景祺的春蚕法大大延长了生产周期，增加了蚕丝的产量。

除了鼓励本省的士绅筹办蚕桑外，劝业道还十分注重和其他省份的交流，吉林省山蚕委员许鹏翊发明蒿柳饲蚕法，著有《柳蚕新编》一书，书中记述了蒿柳养蚕的种类、性质、栽培饲养的节气、土壤条件等等方面的内容，督宪转饬劝业道试验[28]。劝业道为试办此法，专门派人去吉林调查，并带回蚕种进行试验[29]。由上可知，这一时期，养蚕方法不断改进，产量不断提高，种桑养蚕获利较快，这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积极意义。 （四）种植棉花

棉花约在元末明初传入直隶地区，直隶地处黄河流域，土壤肥沃，气候淑和，宜于棉花种植。此外，棉花有着广阔的市场，经济收益较好，因此在直隶地区种植面积也较为广阔。但自洋布洋纱输入中国以后，每年溢出之款项达七八千万两以上[30]，为挽救利权，扩大利源，官府极力提倡棉花种植。农工商部通咨各省将种烟之地“一律改为种棉”[31]，1906年，直隶种植鸦片的耕地面积约384 000亩，将原来种植鸦片的耕地改种美棉,不仅土壤条件适宜,获利也与种植鸦片相差无几,直隶种烟地改种美棉“著有成效”[32]，从而扩大了棉花的种植面积。

直隶地区自然条件虽适宜棉花种植，但当地农民不知变通，仍用旧法，为改变现状，推广新法，督宪特设立棉业研究所，订于每年一月、十月开会两次，推广美国种棉之法。劝业道在棉业研究会第一次例会上提到，美国种植、修理棉花的方法与我国古书所记载的大同小异，但美国棉花的质量好于我国，产量上每亩多五六十斤，究其原因，“彼国农民学识较富，研究较精，故能日新月异”，反观我国农民，“畏难自封，不肯深究”，以致我国不如美国[30]。棉业研究所选取了四类棉种进行对

比研究，制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计划，划定了播种的土壤、肥料、时令、播种的方法等，对于选料、耘锄、打尖、去叶、驱虫、摘花、拾棉等各个环节都作了详细规定，最后经对比得出，美种确实胜出一筹[33]。在1911年秋天的风雨灾害中，中国棉全部减产，而农事试验场种植的美棉，每亩尚收百余斤，正常情况下，土棉每亩收四十余斤，美棉收一百四五十斤，相差二倍有余，由于种植美棉经济效益显著，劝业道王景福令农事试验场将所存储的美棉，“寄赠每处棉业分会，各三斤，以广种植”[34]。民间也积极响应种植美棉，南章村文生刘在田，他的儿子钟芳不仅对于蚕桑缫丝颇有心得，试种美棉也颇有成效，农务总会颁发奖品奖以资鼓励[35]。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种植方法的改进，都极大地推动了棉花产量的提高。棉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纺纱厂的建立[36]，新式轧花机的出现，棉花贸易的繁荣。农工商部专门拟订了《奖励棉业章程》，共十四条，以奖励“能改良种植，开拓利源，扩充国民生计者”[37]。先前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不过一万余担，至1909年也仅二万四千余担，而1910年，已达十五万担价约二百六十万两，较之先年增加五倍，可见当时棉业之发达。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各国棉价较贵，而中国棉价较为便宜；其二，政府奖励兴办棉业者。天津棉业的发展不会止于此，我国棉花出口之总数计六十五万担，而天津之棉不过占五分之一而已，前景广阔[38]。官府不仅推广棉花的种植，在税收方面也严格监管。吴桥县境内于集村、梁集村，素为产棉花之地，于命春担任县令时，其幕友河间县人张栋臣包办全县税务，原来“每买花百斤，纳正税京钱一百文，牙用二百文，提取牙用七十二文”，由张包办税务后，棉纕必须纳税，每棉纕百斤，张栋臣勒令纳税一吊文，数额巨大，令人惊骇，商民慑于权势，不敢违背。1911年11月12日，时值人心恐慌，哄市之际，张栋臣仍然于四城门张贴告示，令商民人等必须棉纕纳税，违者即以漏税从重罚办。劝业道得知此事，命河间府派员前往查明禁止，以体恤商艰[39]。

综上可知，经改进种植技术和种植美国优良品种，直隶的棉业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

都有所提高，直隶的棉花生产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五）渔业

直隶地区海岸线较为平缓，渔业资源丰富，是一天然利源。要想振兴渔业，就需要改进技术，采用新技术，渔业人才成为必需。1910年，劝业道孙多森前曾提议开办水产学校，专招渔民子弟入学。后因师资缺乏，未能成型，遂拟先组织水产学所一处，请日本人为教习，“招考合格学生入所，肄业，俾得造成师材，然后再行成立水产学堂”[40]。之后不久，1910年8月，孙多森既筹于河北公园内创设水产讲习所及水族陈列馆各一处，所需建筑经费需银三万两，占地五六十亩[41]。孙还拟创办养鱼池，一个水池储蓄咸水，养殖海鱼，一个水池储蓄河水，养殖河鱼，以便学生实习，但所需银约13 000两，需银较多，谘议局请缓办，以维财政[42]。1911年7月，此事出现转机，直督陈夔龙支持水族陈列馆及养鱼池的建造[43]。水产讲习所及水族陈列馆的建立为培养水产专业人才提供了可能。

振兴渔业，还需加强管理，剔除弊端，保护渔户权益，保证渔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首先，打击海盗。直隶沿海，每年的捕鱼旺季，都是海盗猖獗之时，东沽渔户郑玉元等禀称，有海盗在唐巨河一带登船抢劫，经道宪批准，派出轮船巡逻，缉拿海盗，而且赶造巡逻船两艘，配备精壮兵丁，装备“精利枪炮”以加强海上巡逻力量[44]。 其次，整顿渔税。直隶渔业公司设局开办之初，各州县渔税并没有统一设局管理，临榆、抚宁两县渔税一向由该县商人包办，因办理不善，税款诸多滞塞，劝业道派人前往接办，以两县为试点，如果效果良好，就予以推广[45]。

关于渔税的征收，劝业道在原来直隶渔业公司征税简章的基础之上进行修改，剔除弊端，统一征收渔税，并出台《直隶征收渔税划一办法》[46]。

相比旧规[47]，新的渔税征收办法有很大变化。其一，征收主体的私人化。过去劝业道想要将渔税收归官办，一部分由商人包办，而新法则是将全省的渔税都交由商人包办。其二，商人包办范围的规范化。将全省划分为几个区，再由各区的商人竞

争，获得承领权；旧法则是可承领一县或几县，这就造成包办商较多，各毗连区域产生争端较多，不便于统一管理。其三，主要监督管理机构的转变。新法的监督管理者为劝业公所，而旧法为直隶渔业公司，新成立的淑兴渔业公司可以专注于振兴渔业。其四，渔税种类的减少。新法中，旗捐、落地税等税种一概不再征收。其五，票据的正规化。相对于旧法，新法严格规定票据的格式，以期统一。

总体来看，直隶渔业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采用了新技术，产量有所提高；还兴办专门的水产学校，培养了专业人才；之前的渔税征收方面存在弊端，劝业道也在制度方面进行了规范。

通过对清末直隶劝业道农业实践活动的探讨，可发现劝业道的设立过程较为曲折，设立的目的在于发展实业，开辟利源，挽救清政府的统治。直隶劝业道成立以后，在农业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无主的荒地得以开垦，扩大了树木种植面积；美棉的种植，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劝业道的设立是清末新政中为满足发展地方实业需要而设立的，劝业道接受地方督抚的监督管理，同时接受农工商部及邮传部的考查，主管一省的实业与交通，包括农、工、商、矿、林业、水路陆路交通、邮政等事宜。在州县一级，设有劝业员，推广施行劝业道的各项政策，由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形成。

总之，直隶劝业道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举措，传播了近代农业知识，引进改良了新品种，发展了近代农业教育，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了直隶地区农业近代化。

【相关文献】

［1］故官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507-508.

［2］电催直江两督开办新官制［N］.大公报，1908-04-30.

［3］会议直隶新官制概略［N］.盛京时报，1908-09-06（560）. ［4］直隶将设劝业道［N］.大公报，1909-04-23. ［5］“京师近事”［N］.申报，1909-06-20.

［6］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增设直隶劝业道缺遴保二员请旨简放折［N］.政治官报，1910-04-08（875）.

［7］宪政编查馆奏考核直省劝业道管制细则酌加增改折并单［N］.政治官报，第277号. ［8］各省劝业道官制并分科办事细则［N］.盛京时报，1908-08-09.

［9］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清代缙绅录集成（第94册）［G］.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58.

［10］王戎笙.清代简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586. ［11］农工商部注意垦荒［N］.大公报，1910-03-30.

［12］直隶劝业道王详都督张实行开放荒山谨拟办法请核示文附简章［N］.大公报，1912-04-27. ［13］实业起点［N］.大公报，1912-05-09.

［14］垦植协会直隶分会简章［N］.大公报，1912-10-26. ［15］严催各省推广农林［N］.大公报，1908-01-11. ［16］农部通饬振兴林业［N］.大公报，1910-06-17. ［17］电饬讲求农林［N］.大公报，1909-05-18. ［18］劝业公所随时报告［N］.大公报，1910-07-08.

［19］署理直隶劝业道王景福宣布意见书［N］.大公报，1912-04-18.

［20］肥乡县详酌拟农务分会及劝种树木章程请示遵文并批［N］.大公报，1911-03-17. ［21］请奖邀准［N］.大公报，1911-02-28. ［22］森林发达［N］.大公报，1910-05-12. ［23］劝业道批［N］.大公报，1911-02-06.

［24］拟饬设立蚕桑学堂［N］.大公报，1909-07-02. ［25］讲求蚕桑［N］.大公报，1910-04-29. ［26］提倡蚕桑［N］.大公报，1910-09-10.

［27］公牍：督宪陈据布政司劝业道会详成安县试办春蚕造房经费由司筹拨咨请度支部查照文［N］.北洋官报，第2951期，第6页.

［28］公牍录要：督宪陈准东三省总督咨送柳蚕新编札饬劝业道查照文［N］.北洋官报，第2682期，第5页.

［29］吉林省档案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蚕业［G］.1983：279. ［30］农工商部提倡种棉［N］.大公报，1909-06-10.

［3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1辑［G］.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457，891.

［32］棉业研究会第一次例会劝业道宪演说［N］.大公报，1910-11-23.

［33］直隶棉业研究所宣统二年第一次试种棉花实验报告［N］.大公报，1911-01-23，1911-01-24.

［34］提倡美棉［N］.大公报，1912-04-06.

［35］公牍录要：直隶劝业道详文生学办蚕桑有效请照案奖给五品奖札文并批［N］.北洋官报，第2658期，第5页.

［36］陈请筹办直隶纺纱厂［N］.大公报，1910-05-30. ［37］农工商部奏拟奖励棉业章程［N］.大公报，1911-03-01. ［38］北省棉花之调查［N］.大公报，1911-10-08.

［39］为吴桥县商务分会请求取缔重征棉花税等事照会天津商务总会［Z］.天津档案馆，1911-12-12，档案号:J0128-3-002507-005. ［40］注意水产［N］.大公报，1910-06-10. ［41］提倡渔业［N］.大公报，1910-08-25. ［42］养鱼池缓办［N］.大公报，1910-12-25. ［43］建筑养鱼池［N］.大公报，1911-07-14. ［44］保护渔户［N］.大公报，1910-06-27.

［45］公牍录要：直隶劝业道详抚临两县渔税本年派员收回自办情形文并批［N］.北洋官报，第2762期，第5页.

［46］直隶劝业道为征收渔税划一办法及检查渔业规则呈都督文并都督有令［N］.大公报，1913-01-19，1913-01-20，1913-01-23.

［47］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G］.罗树伟，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