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质

论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质

宋末元初，江西成为两大遗民词人群体聚居地之一。本文勾勒了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的基本状况，从江西区域经济、文化角度以及遗民群体心理视角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并对江西遗民词人的特质作了初步分析。

南宋遗民词人群体的研究，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江西作为两大遗民词人群体聚居地之一，虽然其中极少数词人的个案研究也受到青睐，但对于整体性的研究则显得单薄。本文试图对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状况进行初步勾勒，对其成因进行初浅探讨，也对其内质进行初始分析。

一、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的基本状况

“遗民”(又作遗氓、遗？)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或泛指后裔，或专指亡国后遗留下来的人民，或特指改朝换代后不仕新朝的人。但本文中的南宋遗民则是指那些改朝换代后不臣新朝者，其中也包括那些虽出仕学官一类的低职而心系故国者。因为他们虽然或迫于生计，或迫于严征，不得不出任新朝学官一类的低职，但在心理上的遗民情结，却始终伴随着他们度过劫后馀生。一方面深沉的故国之思久久萦绕心头，另一方面传统夷夏之辨又使他们对残暴的蒙元政权有着强烈的敌意，并能一如既往地与未出仕的气节之士保持和谐的互动关系，况且他们所体现出的文化在本质上与整个南宋遗民群体这一主导文化仍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仍然应该属于南宋遗民之列。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的江西遗民词人的判定主要依据的是这些遗民词人是否占籍今江西省(大致包括宋代江南西路、江南东路的信州、饶州以及徽州的婺源等地)。江西遗民词人大多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属于辛派后劲，其中可考者就有数十人之多。据《古今词话·词话卷》记载：“松筠录曰：‘宋季高节，盖推庐陵、吉水、涂川，亦同一派，如邓剡字光荐，刘会孟号须溪，蒋捷号竹山，俱以词名一时者，更如危复之于至元中，累征不仕，隐紫霞山，卒谥贞白。赵文自号青山，连辟不起，与刘将孙为友，结青山社。王学文号竹涧，与汪水云为友，不知所之。至若彭巽吾名元逊，罗壶秋名志仁，颜吟竹名子俞，吴山庭名元可，萧竹屋名允之，曾鸥江名允元，王山樵名从叔，萧吟所名汉杰，尹涧民名济翁，刘云闲名天迪，周晴川名玉晨，皆忠节自苦，没齿无怨者，必欲屈抑之为元人，不过以词章阐扬之，则亦不幸甚矣。”文中提到的遗民词人邓剡、刘辰翁、危复之、刘将孙、赵文、彭元逊、尹继翁、王从叔、罗志仁、颜奎、吴元可、曾允元、刘天迪、萧汉杰，除萧允之外，都是江西籍人。他们并不甘心屈事新朝，诗词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故国的眷恋之情。他们的词作不少收录在元初庐陵凤林书院无名氏编选的《名儒草堂诗馀》中。该书编选所依照的标准是“忠节自苦，没齿无怨”的民族气节。从《名儒草堂诗徐》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在宋末元初，以庐陵为中心，曾聚合着一批坚持民族气节，抗节不仕的江西遗民词人群体。

早期江西遗民词人，多与文天祥同乡、同榜、同门乃至共事。如王炎午，就曾与文天祥同游。南宋危亡之际，天祥募兵勤王，炎午谒军门劝天祥毁家产供给

军响，又请购淮卒参错戎行。天祥欲授职从戎，炎午因母病未能成行。又如邓剡与文天祥同乡，也曾就读白鹭洲书院，后为文天祥客。崖山兵溃，欲赴海殉国，被元兵钩致。与文天祥同囚金陵数月，患难与共，日夜唱和，以纾国痛。赵文在元军破临安后，至闽入文天祥幕府，与谢翱、王炎午同参机事。元兵下汀洲，与天祥相失，遁归故里。再如罗椅，宝佑四年进士，与文天祥同榜同乡。文天祥开府南剑州，军炯匮乏，求助于罗椅，他慷慨应允，倾家相助。至于刘辰翁，他与文天样同乡、同门还是远亲。其子刘将孙《文氏祠堂记》：“将孙之先人交丞相兄弟为厚，盖尝与江西幕议。”说明刘辰翁与文天样不仅是同乡、同门、远亲，而且曾一起共事抗元大业。

我们将南宋江西遗民中的主要词人作一览表(见右栏)，这种情况就看得更清楚：

由此可见，遗民们大多有类似的科举仕宦背景或抗元经历，或是同事、同乡、同学等，加之他们的年龄大多相近，容易聚合到一起形成群体。这也成为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的基本构成和特色。

二、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原因

南宋遗民词人群体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方勇先生在《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中很有见地的指出，包括：宗国的覆亡与士人命运的恶化，蒙元的高压统治与文化禁网的疏阔，严辨夷夏与崇尚名节的风气等。[1]但是，当时江西士子许多人宁愿高蹈遗世，抗节隐居，以孤臣义士相勉，也不愿屈节以事蒙元，以至赣江两岸的庐陵、吉水、南昌，抚河、信江流域的临川、南丰、崇仁等皆成为遗民聚集之地。这种状况，除了上述共性外，还有独特的地域经济文化原因。

(一)宋代繁荣的江西经济

江西春秋战国时代处于“吴头楚尾”。西汉初年，汉高祖设豫章郡，其所辖范围与今江西省大致相同。唐贞观、开元时，全国设道监察区，原汉豫章郡辖区属“江南西道”，江西由此得名。北宋改“道”为“路”，置江南西路，辖6州、4 军、49县。南渡后，辖1府、6州、4 军、56县。[2]今江西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小部分划归“江南东路”(2州、1军、16县)。元朝的“江西行省”管辖今江西、广东大部分地区，辖区面积大大超过汉豫章郡，明朝“江西布政使司”所辖地域则又恢复到原汉豫章郡、唐江南西道大小。此后，江西省辖区范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除了1934年从安徽省划入婺源县外)。也就是说，从秦汉以来，江西省实际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古代江西政治、经济和文化尤其是文学就是在这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发生发展起来的。

秦汉时期，江西地处南疆，比较落后。但东晋以后， 由于北方地区经历多次战乱，黄河流域的移民大量南迁，这为江西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劳力，推动了江西经济前进。特别是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江西地区发展速度就更显得十分突出。到了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北方长期战乱，加之黄河决口，经济、文化受到极大的破坏，而江西经济却因避开战乱而仍然保持上升态势。进入宋代，

江西经济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广泛使用龙骨水车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其次是矿业和手工业增长。信州盛产铅铜，“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宋会要辑稿·食货》)。吉州的造船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都十分发达。交通方面，赣江成为中原通往岭南和海外的黄金水道，又江西“郡邑无不通水”，境内水路畅通，十分方便。因此，当时的“江南西路”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实力都在“江南九路”中处于上游。宋代《元丰类稿》中就曾记载，江西上缴朝廷的粮食和赋税居全国第一位。“靖康”以后，江西更成为南宋政权的后方腹地以及财政的主要支柱地区之一。据载，当时供应南宋军队及朝廷用的粮食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江西。经济的发展为江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二)宋代江西灿烂的文学创作

唐代以前江西鲜有作家见于著录(除陶渊明外)。只是到了唐代尤其是晚唐以后，江西人才大量进入人们的视野。到了宋代，江西古代文学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钱钟书先生精心编选的《宋诗选注》，入选作者80人，江西籍作者达26人，近三分之一，显示出江西诗人的雄厚实力。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江西占三家，分别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其中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帅，一代文坛宗师和领袖，曾巩、王安石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柱石，都是影响一代乃至数代文学风气的大文学家。至于宋词，据唐圭璋《宋词四考·两宋词人占籍考》考录，宋代有词流传、有明确籍贯可考的词人共计871人，其中江西158人，仅次于浙江216人，居全国第2位，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宋词“四大开祖”(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中，除张先外，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都是江西人。而后的王安石、黄庭坚虽不专以词家名，但他们在词史上也是有一定成就和贡献的。南宋前期辛派爱国词人中，江西人刘过(泰和人)、赵善括(南昌人)、杨炎正(吉安入)都是与辛弃疾互相唱酬的著名词家。其实，辛弃疾本人虽不是江西人，但他一生当中有很长的时期是在江西度过，最后终老于江西，也基本可以算作江西流寓作家。有人统计过，辛词626首，写于江西的达350首，占一半多。南宋后期江西波阳词人姜夔以词坛巨子的身份成为南宋格律派的代表，影响当时及后世一大批词人 。

(三)江西书院文化的深厚熏陶

宋元明清尤其是两宋时期，书院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江西书院以其起步早、数量多、影响大而颇负盛名。据清雍正《江西通志·书院》统计，唐代全国建立的书院大约有30 多所，其中江西就有5 所，数量高出多数地区。到了宋初，当时全国新建书院71所，江西一地就占了23 所，又居全国首位。南宋偏安江南后，南方出现了发展书院教育的高潮。重修和新建的书院有442 所，江西就有147 所，其次是浙江82所、福建57所。宋代江西书院如朱熹主持重建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创建的象山书院、以及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聚集讲学的鹅湖书院等都名闻天下。由于书院教育的发达，造就了宋代江西庞大的“文化人群”。江西文学在两宋的鼎盛及以后的持续发展，正是建筑在这个庞大的“文化人群” 基础之上的。

资料表明，书院教育在培育人才，塑造人品方面的影响十分明显。以白鹭洲

书院为例，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进士科殿试，白鹭洲书院生徒文天祥考中状元，同时有39名吉州考生与文天祥同科进士及第。景定三年(1262年)，白鹭洲书院生徒刘辰翁、邓剡等47名吉州学子进士登第。白鹭洲书院出类拔萃者数以万计。这其中很多人在宋末元初之际都成为抗元志士、南宋遗民。

三、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江西地域经济文化原因，只是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产生的基础。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这些词人灵魂深处的律动。

(一)具有基于共同利益的损害而产生的对蒙元政权有一致的抵制情绪，而且正是这种情绪把他们组合到一起形成群体的。

家国的覆灭，民族的屈辱，以及宋亡后相当长时间里统治者罢废科举，基本堵塞了知识分子入仕之途，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才开始恢复。但恢复科举之后又在考选人才上制造了种种民族不平等：考试科目中，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录取名额上，四种人的录取名额虽然数目相同，但从人口比例上看录取比率差距相当悬殊。这无疑导致江南文人仕进的艰难，命运的严重恶化。所有这一切都使江南士人普遍对蒙元政权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抵触心理。悲伤、激愤的心情久久充塞江西遗民胸中，这促使他们自发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

(二)面对家国惨痛、身世的多桀，遗民迫切需要精神慰藉，以减少内心深处的悲苦。南宋遗民之间频繁的互动，最终促成了遗民群体的形成。

由于家国不幸以及自身生存的困顿，使得南宋遗民心理普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屈辱感、孤独感乃至幻灭感，他们普遍感觉到惶惑、迷惘。他们迫切需要寻求知己，相濡以沫，以便减少悲苦、维持内心的心理平衡，使自己获得精神的慰藉、生活的勇气和抗争的力量。遗民这种普遍的、强烈的内在心理诉求，促使具有共同不幸遭遇的遗民之间互通声气，采取一致的隐逸抗节行动。这也是促成南宋遗民词人群体化的内在动因。

(三)由于长期的儒家理学教育，江西士人形成了注重儒家夷夏之防，崇尚“气节”的精神传统。这使得宋末元初江西遗民大量涌现，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又促使他们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

夷夏之防，就是要把外族与中原华夏族区分开来。孔子和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观念的始作俑者。孔子《论语》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子作《春秋》也倡扬了夷、夏之防的思想。《孟子》曾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所以，自先秦以来，夷、夏之防观念深深扎根汉族士人心中。

江西是理学重镇，宋代理学大家朱熹、陆九渊都是江西籍人，并在江西从事教育活动，传播理学思想，这对江西士人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学强调士人的品节操守，崇尚忠君爱国，这造就了宋末元初文天祥、谢枋得等一大批风节凛然，卓然有守的江西义烈之士。而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及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教导也促使宋末元初江西遗民词人思想行为趋同，他们一同隐逸避世，以表示他们高洁的志向和不群的节操。此外，江西禅道文化深厚积淀的熏陶也是江西遗民以身死节、隐逸草泽甘过遗民生活的精神源泉之一。

据统计，南宋理宗、度宗两朝进士在宋元交替之际事迹较明者有328 人。其中， 以身殉国者则有71人，占21．65%。隐逸草泽做遗民者174人，占53． 05%。[3]这比例大体可以反映出儒家理学教育对宋元易代之际士人在进退出处选择上的价值取向。儒家理学价值观是促使江西遗民大量涌现并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群体的内在心理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文天祥、谢叠山精神力量的影响

南宋危亡之际，文天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出生入死，组织勤王军和元军作战。最后为国捐躯。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使后代无数义士为之折腰。在文天祥不屈不挠抗元的数年时间里，相继加人文天祥幕府的江西词人有王炎午、邓剡、赵文、罗椅等，另有刘辰翁拟从文天祥未果。这一时期，形成一个聚集在文天祥周围抗击蒙元的词人群。

谢枋得与文天祥一样以民族气节著称，受到广泛推重与爱戴。谢枋得在家乡组织义兵抗元，终因寡不敌众一败再败。后隐姓瞒名流寓福建，避入深山，以卖卜为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九月，福建参政魏天佑因谢枋得多次却聘，将其强行拘捕，押解北上。拘执到大都，枋得拒不降，终因绝食而死。[4]枋得北行途中，词人王奕曾和其诗十首，足见江西词人对谢枋得的敬重。

文天祥、谢叠山以其卓绝人格风范及其超凡魅力，赢得了江西遗民的普遍景仰，并成为南宋江西遗民心中的精神楷模。二人的思想行为必然对其他士人产生潜在的“示范效应”，在整个遗民群体心理凝结和外化，大多数遗民往往会自发地以两位英烈为榜样，不同程度地效仿他们，约束自己。

四、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创作的特质

面对鼎革沧桑的残酷现实，遗民们往往诗词唱和，互通消息、共同抒发亡国之痛。如《刘辰翁集》中，有赠和邓剡的词16首，和赵仪可的词3首。邓剡《中斋词》中，有寿须溪词1首。赵文《青山集》中，有寿须溪词1首。刘将孙有词《六州歌头》和赵文，另有酬赠唱和赵文的诗30多首。他们聚集往来、酬唱咏怀之作，或寓遗黎之痛，抒发身世感慨，其情无不悲愤深沉。如刘须溪“送春”、“伤春”之作，寄寓了浓重的家国之憾。其词情感凄恻、直切深邃；或抒发对历史兴亡、人世沧桑的感慨。如王奕《贺新郎》“多景楼头吟北固，笑平山堂里谁为主。且烂饮，琼花露。”这些咏怀之作都极大地消融了南宋遗民内心深处亡国的苦闷，给他们悲苦的内心以精神慰藉。

与同期以张炎、周密、王沂孙为代表的浙江遗民词人雅正工丽的格律词风相比较，江西南宋遗民词内容多追思历史，或表达英雄的景仰，或关注和思考人生，词风雄健沉厚，不以剪红刻翠为工，尽洗靡曼，形成了沉郁的独特审美风格。这种沉郁的审美特质，后来也成为评论词作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样是咏物词，江西遗民词人黎廷瑞《秦楼月》用联章体咏梅花十阕，分别描写梅花的形、神、性，赞美了梅花不同流俗的个性和清幽情趣，把它们拟人化地写成气节之士的形象。又如彭元逊《六丑·杨花》咏颂杨花。杨花有情但世道无情，丝丝袅袅随风飘零天涯，江山辽阔却谁也不收，孤身羁旅飘零空阔江山无所无依，仍眷恋春心终生不渝。而浙江遗民词人王沂孙《齐天乐·蝉》“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词人以秋蝉自喻，反映的则是其凄苦颓丧心情和没落身世。同样是写景抒怀，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感怀身世，音调凄楚，意志消沉。而江西遗民词人刘辰翁《柳梢青·春感》却是“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词风豪迈刚健，爱国之情洋溢其间。

总之，江西南宋遗民词人在彼此之间不断相濡以沫的互动唱和过程中，自发形成了一个具有潜在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及约束机制的庞大遗民词人群体。他们在江西这一特定区域经济文化的滋养下以及江西南宋遗民独特群体心理的作用下，以独特人文精神，摆脱了以张炎、周密等为代表的浙江遗民词人群格律派词风的牢笼，继承了辛派爱国词人的精神气质及其创作风格，以沉郁深痛之情、曲折蕴藉之笔，创作出悲愤深沉的遗民词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貌，是宋末江西词坛里开出的一朵奇葩。它丰富了宋遗民词坛多元的审美形态，在南宋遗民词坛及整个词史上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30．

[2]脱脱．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与政治动向[J]．南京大学学报，1997，(2)．

[4]脱脱．宋史卷四二五谢枋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