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

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新。中国外交的这种创新发展，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虽然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始终存在，但是中国外交实践不仅极大地缓和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而且还给亚洲地区及全球体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做出过各种各样的预测。基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和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预测中国必然采取制衡美国的政策，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学者，或是认为经济市场化的中国必然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西方式国家，或是认为中国受意识形态和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身份上不可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但是，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外交实践，上述西方主流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既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也没有像自由主义预期的那样发生单一的身份转变。反而，中国外交在目标、身份、行为三方面呈现出一种带有“中庸”特性的整体特点，充分体现了均衡性、实践性和强调事务变化与

关联的关系性。

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大国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软实力方面。作为一个迅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提出自己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和构想，而且这一构想还应该具有中国的特色，传递中国的经验，注入中国的追求。认真总结中国的外交实践，并对外交的行为模式进行提炼，应该能够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建设有所贡献。

一 中国外交三个可观察的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丰富多彩，其中的继承与创新相互交织。在不断发展中，中国外交表现出了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和谐世界的目标定位；二是融入国际社会的多重身份定位；三是互利共赢的行为定位。这三个定位，凸显了中国与西方大国不同的外交特色。

（一）和谐世界的目标定位

和谐世界的目标定位，实际上是在外交上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繁荣、稳定做出共同努力。1982年底，中国就在新宪法中规定了在国际事务中不结盟、不同任何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反对另一家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中共十二大还就党际关系提出了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精神，强调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在开展经济文化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巨大的潜力。这样，就为中国外交确立了不结盟、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的基本原则。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积极着手同各主要国家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这里的战略性，并非针对第三方的战略结盟，而是强调着眼于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受一时一地单一事件的影响，特别是着眼于超越眼前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战略伙伴关系的界定发展了80年代提出的不结盟、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的原则，而且将这一原则不断深化，并积极落

实在外交实践之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并发展了与遍布五大洲各主要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

从不结盟到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实际上看不到敌人的概念，甚至也看不到对手的概念。如果说不结盟是从消极意义上定义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那么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则是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定义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二者关系中，既不存在敌对的高度竞争关系，也不存在盟友或者准盟友的关系，中国努力发展同所有国家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追求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这一战略目标定位为中国减少了敌人、增加了伙伴，拓宽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努力空间。

（二）融入国际社会的多重身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日益重视多边主义。在国际体系层面，中国进入了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渐与国际人权标准接轨，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安全机制。在地区层面，中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探索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中国还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机制的发展，并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总之，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成为一个带有新国际主义特征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这一方面与中国实力还相对落后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和中国自身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战略考虑密切相关。尽管体系内负责任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不必然矛盾，但在政策取向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张力。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不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国家进行身份归属，因而减缓了身份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实际上，中国是从关系中定位身份的，多重结构关系会带来不同的身份特征，不同的进程会导致关系不断再造，身份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复杂的多重身份定位。

（三）互利共赢的行为定位

观察中国外交，可以明显发现理性互惠是中国外交决策的基本逻辑。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对外宣示的基本政策，也是外交行为的内在动力。在理性互惠的基础上，中国比较稳妥地解决了除与印度、不丹之外的所有陆地边界问题，通过“一国两制”的方法顺利完成了港澳回归，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相对稳定了南沙问题。中国通过参与世贸组织，实现了贸易领域的互利共赢。在安全领域，以“新安全观”为指导追求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共同安全。在文化领域，强调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为了追求互利共赢，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广泛领域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中国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我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在二十年时间里裁军总数约达200万。中国通过参与各种全球和地区制度安排，遵守国际规范和规则，约束自身行为。

中国外交在目标、身份、行为三个方面的定位，凸显了“持中”或“中庸”的特性。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它包含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朴素世界观，以调节社会关系达致和合秩序的实践本体论，以及处理人间万物一切相互关系需以我为主、从自我做起的基本原则。从上述观察的三个指标看，中国外交的上述特色表现得非常突出。

二 “中庸”特色外交的来源

应该说，带有“中庸”特色的中国外交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它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特别是向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是对“文革”时期外交的深刻反思，是对教条主义和“极左”外交路线的否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既不能遵循旧的革命外交，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外交理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开始回归传统，从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寻找营养，探寻自己独特

的外交原则、理念和行为方式，并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模式。这种对传统的回归，不是复古，而是创新，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二）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外领域的延续，是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对外特征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走的道路既不同于自身的传统，也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现代化建设和转型过程中不断探索自己的新路，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新外交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它的独特性实际上是由中国内在发展道路决定的。

（三）它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

中国人口多，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还处在多发期。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迅速，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使得国际事务越来越具复杂性、联动性和多变性。单一权力主导单一结构的时代过去了，但多元问题领域格局中的不对称性依然存在；各种行为体密切互动扩大了共同利益和认知，但主权国家体系和主权规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所有这些需要中国外交采取以我为主、扎实稳健、动静有矩、游刃有余、有理有节的应对之道。

三 “中庸”特色外交的现代意义

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虽然深刻反映了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带有自身独特性，但是确与当今世界的发展演变趋势十分契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和普遍价值。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行为体的角度说，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使得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大大增多，它们的自

主性加大，互动频率加快，组织性和分散性都在发展，国家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权威向上、下两个方向扩散，导致系统的有序性降低，不确定性和动态性大大加强。这种情况在国际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要求国家行为模式朝着灵活反应、善于应变的方向调整，持中的外交路线比其他选择更善于应对新的形势。

第二，从结构的角度看，国际体系很难再现冷战时期两极敌友界限分明的局面。全球化导致系统内存在多重结构和多重相互依赖；问题领域更加分离，同时又相互关联；各种行为体的互动呈现各具特色的不同进程，多重复杂关系相互交织，呈网络发展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任何单个力量都不可能独自包揽所有领域和所有进程，这样就为不同权力和外交模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也呼唤国家一身多任、一角多能，或者要求国家具备多重身份和多种角色。中国自我身份的多重性，恰恰反映了当今时代的要求。

第三，西方文化和思维模式正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庸”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具有重要的普世价值和现代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布什主义和强制推广自身民主模式的做法陷入了困境，这从一个方面表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难以适应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二元关系之外是否存在多元的关系，多元关系中的空间位置是否更具有相对性，多元因素间的关系网络是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在众多议题和众多进程的关系网络中重新定位，这种定位远比二元对立复杂。而且，多元关系的移动、变化以及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和微妙分寸的把握，均会影响到空间位置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事物之间的差异不是因为本质，而是显现为彼此的不同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时代需要放弃纯粹的结构思维，要善于在关系中定位身份，解决问题，在关系网络中认识外交的作用，这就是“中庸”的现代意义所在。

四 “中庸”外交的特性及其政策含义

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中庸”强调的是进程和关系，但并不否认结构的重要意义。在各种关系进程中的“中庸”外交，具有三个重要特性：均衡性、实践性，以及强调事务变化与关联的关系性。

“中庸”外交首先体现了均衡性。守中意味着不走极端，不搞对立。均衡，是“中庸”外交的核心理念所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进程，不同进程之间是联系的而非割裂和对立的关系，因而需要釆取均衡的态度。均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而是维持各种关系的适度性和一定意义上的平衡。由于目标与身份是在关系进程中定位的，而且同时存在着多种关系进程，因而身份不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尽管多重身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但是行为上的理性互惠，特别是自制原则，有助于缓解矛盾，化解冲突。

“中庸”外交还体现出较强的实践性，这是“中庸”外交的内在需求。要维持均衡，靠的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参与实践，并在实践中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事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需要摒弃教条主义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在变化中把握微妙的平衡。实践性要求外交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技巧性，并在积极务实原则下不断推动创新的发展。

“中庸”外交还体现出事务变化与关联的关系性。全球化时期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因素交叉互动的关系网络，众多议题相互关联，事物发展变化迅速而又相互影响，权力、身份、利益都需要在这个网络中定位。谁能够把握各种关系并占据网络关联的核心地位，谁就掌握更大的权力，占据有利的地位。“中庸”实际上是在多元关系的移动和变化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以便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当然，关系的维护还需要不断规范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互动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需要体现时代的特征和要求。

“中庸”外交所体现的上述三大特点，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中国外交决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握大局，洞察变化；它要求中国外交在实践中的全局意识和协调精神，只有在全局中协调才能保持均衡；它要求中国外交以灵活性和联系性处理好内外各种关系，以便在复杂多变的各种关系结构中占据有利地位。它还需要不断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理念和精神，以便中国外交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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