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

光绪帝是一个不彻底的维新派人士。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一月二十九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加强了改革的决心。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然而，变法后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緖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作为骨干成员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各自仅见过光绪一次。

变法失败后的逃亡

在囚禁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调集三千兵马，关闭京师九门，停运京津铁路，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为。可是，当步军统领崇礼率兵踢破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大门时，却不见了他的踪影。其实几天前，康有为早已悄悄离开了北京。这并非康有为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

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四天，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接到光绪的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甚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任职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光绪皇帝的上谕看似寻常，其实别有深意。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六品官，皇帝下发明诏，说的又是出京办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涡中的光绪皇帝已感到形势紧急，宫闱之变恐怕就在眼前了。为了保存维新力量，他不得不有违常理，发明诏催康有为出京。

果然，次日一早，军机章京林旭便拿着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见康有为。密诏中写道：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康有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当晚便离开了北京。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康有为已经乘“重庆号”起航了。

上海道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发给捕快，只等着“重庆号”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为保险起见，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其实，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

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将其总结为“十一死里逃生”：

吾先到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韬之告，出天津必死。从仲韬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大道未绝耶？

逃出中国后，康有为本想到英国避难，但英政府却不想招惹他这个是非之人。无奈之下，康有为转而求助于日本。可刚在日本住了半年，支持中国维新的大隗重信内阁又倒台了。新上任的山县内阁认为康有为在日非但无用，反而会妨碍对华外交，不久便对他下了逐客令。

当时的日本公使林权助是日本明治-昭和时代的外交官，关东州长官。号竹荫，会津藩（福岛县）出身，祖父是会津藩大炮队长，父亲战死在伏见、鸟羽，他自幼和寡母在一起生活。后来得到萨摩藩主张公武合体的陆军少佐儿玉实文的资助，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曾任中国烟台领事馆随习领事。1898年任使馆参赞，一度代理馆务。光绪变法期间，以日本为师，他是两国政府间最重要的联络人，1898年 9月北京戊戌政变发生后，曾大力救助光绪帝和维新派人士。事发当天，梁启超赴日本公使馆请求保护光绪帝安全、营救康有为时，他立即承诺；即刻致电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和东亚同文会，要求全力营救康有为。9月23日梁避难日本公使馆后．他派人护送至天津．通知日本军舰、商船予以协助，终使康、梁二人抵达日本。后为驻日公使黄遵宪被拘一事多方奔走，终使清政府释放黄遵宪。又与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迫使清政府保证没有废除光绪帝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