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９卷第９期开封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Ｖｏ１．３９ Ｎｏ．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ｐ．２０ ２０１９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9.003汉学传播过程中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误读”研究董婉琼（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摘 要：海外汉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文学翻译中的误读现象也日益显现出来，对于中国文学的误译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海外汉学误读的分析，探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国门并在海外得到再生。关键词：汉学传播；翻译；误读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9-0011-02汉学（Sinology）是东方文学，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带有唯心主义的“上帝”。他们把儒家学说基督化，忽略文学的一部分。二战后，现代汉学研究慢慢成形，自汉了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儒家思想里“天”的作用实际学研究中心转移至美国后，汉学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到了上高于天主的神威，这与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世界各地。中国晚清及“五四”时期的林纾、鲁迅、赵这种融会了西方宗教思想的创造性误读，却被西方景深等人都是促成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交流的大家，中启蒙主义者接受，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均对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寅恪、吴宓、季羡林等在中国中国社会赞赏有加，这一时期欧洲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研究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他们对东汉学的热潮。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学的传播。（二）西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误读翻译文学促成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直接交流。本把《红高粱》的原文和不同版本的英译本相比，就文就汉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误读”现会发现由于译国语言以及文化不同导致译文存在差异。象进行探讨，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审视自身，以期能更好葛浩文于1993年首次将《红高粱》译成英语，英译本地让译作反映中国文学和文化，让其他民族进一步了解Red Sorghum一定程度上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中国，进而减少他国文学视野下对汉学的偏见，实现世辅助作用。葛浩文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台湾生活过界文学之间的真正交流与沟通。一段时间，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还是不可避免一、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地在译介过程中用西方文化对《红高粱》进行无意识地（一）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文学误读误读，最明显的就是称呼的误译。明清时期是西方开始较频繁地接触中国，自马可波异文化读者刚开始接触一部文学作品时，厘清里面罗中国之行后，“古老并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明在欧洲的人物关系十分重要，所以译者用怎样的语言诠释人物享有盛誉”［1］（P57），18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摧毁了人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很关键，这关系到读者对全文事件的们原有的信仰，“中国文化与我们恰恰相反，它未试图理解。中国文化中对亲缘关系的称呼很微妙，翻译这些将一个他者的世界据为己有，它所做的仅仅是保护自身称谓也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而西方对这种亲缘关系的称文化不受野蛮者的侵害”［1］（P58）。谓却比较模糊，像“grandpa”，除去该词在上下文特定这个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以传经布道为主，传教士肩的隐含意义外，一般可以理解为爷爷、外公、祖父、外负着散播欧洲基督教教义的使命，他们将西方文化、思想祖父。在《红高粱》中也有这种情况。如“干爹”一词，与中国本土观念相融合，达到传播教会教义的目的。表现葛浩文译为“foster-dad”。干爹文化在中国是非常普遍和正出来的首先就是对儒家文化的误读。例如：《论语》中有常的一种现象，孩子的父母替自己的孩子找干爹，在这种不少对“天”的概括，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庸》情况下意味着孩子能得到更多的爱，也能更加健康和快乐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皆育焉”“天地之道，可一地成长。事实上，干爹与孩子并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人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孔子虽然尊们认为干爹这个身份与西方的“god-father”的身份类似。按重天的至上神作用，但他更多的是把天当作客观规律来看西方世界的理解，余占鳖其实是豆官的“god-father”，而葛待，言天即是言自然之天。”［2］（P120）但是，在利玛窦等浩文译为“foster-dad”，即字面意思上收养豆官的对象和个西方传教士的描述下，中国古儒典论中的“天”被刻画成人，显然没有彰显出余占鳖对豆官人生的影响力度。了天主，把带有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理论的“天”误读成了此外，在《红高粱》第一章的第八小节的开篇，（奶收稿日期：2019-09-10作者简介：董婉琼（1992—），女，江西萍乡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学。·11·奶问豆官）“她说：‘孩子……你爹呢……’父亲说：‘他新方面的价值，承认译文的误读与创新相结合带来的新的在打仗，我爹。’”在翻译这句话的过程中，原文意思上积极意义。文学的误读表现在语言、意义等层面，文学的的“干爹”直接意为“爹”（dad）。根据原文可知，奶奶（戴翻译就是对原语言的一种变异、一种创新。凤莲）与祖父的关系是被人所不齿的，余占鳖是豆官生父从翻译研究角度而言，谢天振的《译介学》可谓我国的这一事实在文中直到最后才从戴凤莲口中说出，而莫言最早系统梳理翻译理论的著作。在他看来，译介学“关心的写作目的是在她去世那一刻才揭露真相。但葛浩文在翻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或者文化译过程中却已经先于情节发展，用一个单词“dad”告知研究，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与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读者豆官的身份，葛浩文在这里翻译的方式显然未能达到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原文的目的，没有让读者阅读到最后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二、中国学者在文学译介过程中的误读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5］（P1），翻译他国的作品实际上就（一）汉学海外翻译中的误读意味着对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文学翻译主体作为两国文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典型的误读是关于“牛奶路”学的媒介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创造性叛逆。的问题。赵景深在翻译俄国作家契科夫的小说《万卡》时，创造性叛逆，典型的例子属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把英译本转译的“the Milky Way”译作中文“牛奶路”，殊和胡适四人先后对拜伦《哀希腊》中一段诗的翻译，这一译法遭到当时很多文学翻译家的批评和笑话，按原他们分别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翻译，用不同的题材，使文的说法，实际上译为“银河”更为贴切，鲁迅甚至在译文带上各自的情感色彩，梁启超甚至把原诗之格式译《风马牛》中对这种译法进行了嘲讽。然而，谢天振根成了中国宋词的格式。谢天振把这种对原文的误读带来据中英、中俄不同国家之间对“银河”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个性化翻译称为“归化”。一部文学作品传递的过程，的意义分析，对比得出将“the Milky Way”译作中文“牛也可以说是处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奶路”翻译十分精妙的结论。有外国译者据此译法，把看，误读的可能就不仅仅只是作品的内容，还包括构成李清照“星河欲转千帆舞”（《渔家傲·记梦》）中的“星内容的题材、结构等形式。可见，误读的方式是多种多河”译为“the Milky Way”，中国一位译者将之译成“the 样的，可以是单一的作品意义上的误读，可以是结构形Silver River”，保持了中国“银河文化”的生动性。其实，式上的误读，也可以是这两者或多者重叠式的误读，而由于各国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不同，才造成了如同“牛奶这却是传递文化需要经历的途径，没有它径可绕。路”翻译史的效果。例如：中国历史上很多古典作品在三、结语流入西方国家后，原文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水浒传》从比较文学的视域看待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误读，把在300多年前传至日本后，便被译成了英、法、德等十误读和错译区分开来，把误读与译者的文化背景联系起多种语言，最早的德译本名为《强盗和官兵》、法译本来，我们就可以窥探到异质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正如为《中国的勇士》等，历史上海外汉学在翻译到欧洲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那样：“不是中国人，一样可以获得家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学的误读比比皆是。中国人的知识。”［6］学界普遍把误读看作是对原语言作仍以《红高粱》的英译本为例，作为美国著名的汉品的创造性翻译，误读给文化交流带来普遍困扰的同时，学家，葛浩文的英译本里面就存在不少的创造性误读，也在新的环境下赋予了文学作品新的活力。海外汉学研他甚至也把张艺谋在1987年根据小说改编成电影里的究者通过多种形式的误读得以审视非原语言国家自身，插曲译成风趣的英文。其中一句“与你喝一壶红殷殷的这种误读并不仅是汉语字面所指的意义，还包括“理解”高粱酒”，被译为“Now join me in a toast with dark-red 和“解释”上的意义（即译者根据其源语言背景进行的sorghum wine”，dark-red用得极妙，汉语有大量的词表创造性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原文本进行的诠释）。示颜色，仅红色就有几十种名称，再加上特殊语境下的因此，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误读，其意义远大意义就更加难以计量了，鲜血、太阳、性、口红等都是于对文学的改写和翻译这一层面，事实上起到了两种或与红色相关的具象，由此引申出激情、爱情、鲜血、能量、多种语言文本在异国共生和文化交流的作用。热心等意象。从莫言的笔下不难看出，殷红潜在地推动参考文献着故事发展，也引出了所发生的全部故事，而葛浩文的［1］阿兰·勒·比松.识得春江夜雨声［M］//乐黛云，勒·比松.独译文大体保持了原语言环境下的色彩。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二）中国学者对文学作品海外译介过程中误大学出版社，1995.读的研究［2］孟华.“移花接木的奇效”——从儒学在17、18世纪欧洲的钱钟书先生最早将误读这一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季羡流传看误读的积极作用［M］//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林先生非常重视文学间的交流和传播，他把外国研究汉学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之成绩较之于本国称为“礼失而求诸野”。之后，曹顺庆出版社，1995.的变异学研究理论引起了比较文学界的关注，指出文化过［3］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滤“是一种民族文化依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对另一种异质文［4］曹顺庆.比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化进行的选择性解释”［3］（P139），而“误读就是‘文化过滤’［5］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过程中诸多因素合力的产物”［4］（P105），其中包括文学接［6］顾彬.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J］.读书，2006（7）：14-22.受者自身的主体因素、地域上的差异等，他肯定误读在创（责任编辑：李汴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