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案例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正式提审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被绑架案嫌犯克里斯滕森。
当天,嫌犯克里斯滕森终于开口,做了4分多钟的发言,且仍对章莹颖的下落绝口不提。他的辩护律师也表示,其委托人不认罪。在此次提审中,检方并没有提出更多的有力证据。目前,法官已经确定了下一次开庭日期为8月28日,此案将进入预审听证阶段,不过控辩双方中任何一方若有充分理由,均可提出延期审判的动议。
2017年6月9日,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国失踪,此后这一案件一波三折,从确认章莹颖乘坐一辆陌生人轿车,到锁定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再到克里斯滕森被正式起诉,之后大陪审团认定了对克里斯滕森以绑架罪起诉,随后法院于当地时间20日提审嫌犯克里斯滕森……该案的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章莹颖的家人和很多中国人的心。
当地时间7月20日,对嫌犯克里斯滕森的提审主要包括了三项内容:法官向嫌犯宣读起诉书中对他的指控,并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嫌犯回答是否认罪;法官设定审判日期。
虽然案件即将进入预审听证阶段,但是许多中国民众对此案仍有诸多疑问:为什么克里斯滕森绑架了章莹颖,但美国警方无法要求克里斯滕森说出章莹颖的下落?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公平吗?被害人的权利能够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下得到保护吗?
笔者在美国从事了多年的刑事辩护工作,现借章莹颖案对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做一个解读,并希望读者能了解到,在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并不平等”。
首先,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为确保无辜的人不受牢狱之灾,在警察调查取证和检察院起诉罪犯的过程中,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诸多权利。这些权利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常常成为犯罪嫌疑人用以逃避罪责的手段。
在美国司法制度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警察不能进行非法搜查、拘禁;第五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不做自我控罪的陈述,第六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请律师的权利。
在美国,即使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极其恶劣,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了很大的创伤,但该犯罪嫌疑人的这些宪法权利仍受保护。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美国所享有的这些宪法权利和特权,所以美国很多罪犯确实可以通过这些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而逃避应得的法律惩处,这显然对受害人非常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嫌犯和被害人这两种身份而言,其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
就章莹颖案来说,当克里斯滕森被指控犯罪并请了辩护律师以后,就再没有任何关于他向警方坦白或者承认犯罪事实的报道,说明他已经开始使用第五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即其有权不做自我控罪的陈述。一旦犯罪嫌疑人行使该权利,警方一般再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获得有用的信息。
那么警察为什么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攻心战术,使其心理防线崩溃而获得受害人的信息呢?
因为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请律师的权利。一旦犯罪嫌疑人有律师,那么在所有的问询当中,该律师必定在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准备向警方坦白其犯罪事实,其辩护律师在多数情况下必将阻止其发言,并告知犯罪嫌疑人一旦坦白,他将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和后果。所以即使克里斯滕森有意向联邦调查局探员坦白其犯罪事实并且告知章莹颖遗体的下落,他所请的三名有着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也会阻止其做出坦白。
另外,如果克里斯滕森向其律师们坦白了章莹颖遗体下落,律师们也无权将他们从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中所得知的消息披露给任何人,一旦披露,律师们将要面临被吊销律师执照甚至更严厉的处罚,克里斯滕森还可以反过来行使其相应的权利起诉他的律师们失职。
其次,因为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律师在审判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刑事司法制度采用“无罪推定”的审判原则。即当被告被指控有违反刑事法律以后,在最终被陪审团认定犯罪事实成立之前,犯罪嫌疑人会被假定为无罪。这就把举证责任全部推到检察院一方,律师只需要找检察官办案中的漏洞,就有可能让犯罪指控不成立;在美国证明犯罪事实成立需要到达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举证标准,但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并非易事。只要律师辩护得好,让十
二个陪审团成员中的一个对犯罪事实产生怀疑,检察官的工作就可能前功尽弃。
再者,美国使用抗辩式的审判制度,即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在这种制度下,有经验的辩护律师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辩护技巧,让陪审团相信律师对案件的辩解,而不相信检察官的陈述。如果检察官经验不足,即使犯罪事实存在,犯罪嫌疑人也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著名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章莹颖案中,身为物理学博士的克里斯滕森不属于低收入家庭背景,也没有请公众律师,而是请到了香槟市非常知名的三位律师为其辩护。这三位律师一定会使用各种手段和技巧,试图让克里斯滕森逃脱其应有的处罚。值得欣慰的是联邦检察院派出了非常有经验的刑事辩护律师,一位是布莱恩·大卫·弗莱勒斯,另一位是尤金·米勒。
总而言之,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虽然在一定某程度上可以避免冤案错案,但是对被害人也的确存在不公平性。同样的犯罪行为,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不一样,判决结果也可能会迥然不同,所以可以说,在美国,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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