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外抒情诗歌抒情模式
浅论中外抒情诗歌抒情模式
作者:祝 彦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0年第04期
摘要 本文研究分析了中外诗歌抒情模式差异,中国的双重主体抒情模式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抒情方式,与西方抒情判然有别。古典抒情中通过两个抒情形象的互慕唱答,在想象的情境中使情感得到深切的形象显现,华夏民族特殊的生存境遇是形成这种抒情传统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抒情诗;双重主体;抒情模式;原因
诗缘情,丰盈或深隐于人们内心的种种情感,皆可通过文学的这一最精纯的艺术样式给予创造性的表现。因此中外诗论家都说,诗是人类心灵的雕塑,是时代和生活的情感投影。然而,心灵和情感作为人内在综合体验,其“本来面目各人只可亲领身受不可直接地描写,如须传达给别人知道,须用具体的间接的意象来比拟。”故古今中外旨在抒情的诗篇,莫不借助某种载体,某种足够表现力的仪表,来创造诱人的意象和意境,把情感这一无法定形,定位和定性的“黑暗感觉”鲜活灵动而色彩斑斓地表现出来。
分析诗的抒情方式及其奥秘,让人深切感受到积淀其中的种族文化、社会心理的浓郁意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在历史文化、生存环境、民俗风情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诗在意象营构和情感表现上的种种不同。吟诵外国抒情诗,尤其是十四行诗,总能感受到诗中坦诚的胸襟、炽热的恋情,隽永的象征和幽丽的隐喻。有如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美妙轻柔,如泣如诉;而欣赏中国古典诗词,其比兴言志,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的美妙意境,更觉余香满口,沁人心脾。中国是诗的国度,抒情诗异常发达,自《诗经》始呈现出与西方迥异的美学特色。除结构形式、语言运用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外,我认为中国诗境中每每出现双重主体抒情,是与西方抒情判然有别的一种抒情模式。
所谓双重主体抒情模式指的是抒情主人公及其抒情对象在诗境中双双出现,或交替出现,互为主体,彼此倾诉衷肠。于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不可逾越的时空阻隔而不能进行的心与心的默契、交流,却在诗歌中,在诗人想象的情境中,通过两个抒情想象的互慕唱答,轻易地表现出来,而且是那么深沉婉转、真切动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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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抒情文学大家萨福、莎士比亚、拜伦、歌德、白朗宁夫人等的诗作,其诗境里大都是单二_抒情主体在一味倾诉对诗外情人的向往、仰慕和思恋。譬如歌德那篇著名的《迷娘歌》:
你可知道,那柠檬花开的地方?\暗绿色的密叶中映着桔橙金黄\骀荡的风起自蔚蓝的天上,\还有那长春幽静和月桂轩昂\你可知道吗?、那方啊、就是那方,\我心爱的人儿,我要与你同往!
这是西方抒情诗典型的倾诉体式。此刻抒情主人公正在单恋,那位“心爱的人儿”显然不在诗中也不在抒情主人公面前,更没参与抒情主体的情感活动。这情景仿佛处于爱河一侧的情人向彼岸知己的深情呼唤,是单声道。
相比之下,中国抒情诗即使写了真的河流两岸,且又不同时间,也能借助想象把他(她)们牵在一起互诉衷肠。屈原《九歌·湘夫人》抒写湘君渴望湘夫人而不遇的怅惘之情既如此。原本是湘君唱的一曲缱绻动人的恋歌,然而开篇喧宾夺主:
帝子降其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帝子”,即湘夫人,她先来约会之地,在清秋薄恨中伫足久立,眼波含愁,风情万种,苦苦等候“予”(湘君)的到来。诗境中的这一动人画面,似神来之笔,为下文湘君因错过的、约期而产生怅惘、懊丧,以及“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去共同营造爱之天堂的玫丽幻想,作了极有力的情感铺垫。《湘夫人》之所以传达出比洞庭碧波还要广阔浩淼的情思,原因在于抒情主体双方的心心相印,它是情感的“双声道”要比“单声道”似的单相思所咏涵的情感丰富得多,婉曲得多,因而也就有意味得多。
诗圣杜甫或许深知双重主体抒情的奥义,故在身陷贼中,家居异地双方生死难卜的时候,遥望圆月,写下催人泪下的《月夜》:
今夜膵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
明明是诗人表达他对家人的思念,可起笔却是以悠远的想象和敏妙的笔触,着力描绘妻子怀念他的情景。两颗互相牵挂的心,借助深情的月色,化为清丽凄婉浑然一体的情感造型。《月夜》所描绘的动人情景,正是诗人在特定境况下所产生的情感体验。他望着光照两地的明月,不觉神思飘逸,产生幻觉,倏忽间来到膵州家人的身旁。妻子正孤寂A在月光下久立,祈念着羁押长安的丈夫,而幼小的孩子们却一点也不理解母亲的心事,在屋内外嬉闹玩耍。此情此景恍若目前,那么真切和亲近,可诗人却怎么也难以进一步与家人接触。由此显出思家之情更为哀婉深沉,情感效果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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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诗歌中,通过双重主体抒情的并不止于爱情和亲情,就是朋友情谊,也能表达得感人至深。李商隐《夜雨寄北》便秉承《月夜》之韵脉,让诗中出现两个抒情形象,来表达澎湃的思绪: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秋雨绵绵,归去无期。诗人客舍独居,夜阑听雨,面对来信,长夜难眠。愁苦之情熨贴地融入凄凉、萧瑟的景色之中,同那绵绵夜雨交织一起,弥漫于巴山的夜空。夜雨涨满秋池,也“涨”满了客子内心的愁思,这景观、这滋味,诗人已不堪隐忍,又因“君问归期”勾起,所以,诗的后半阕超越时空,把今日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与他日彼时彼地彼情彼景交织起来,虚实相间,把眼前的实景推移到想象的境界。双重主体在“共剪西窗烛”的美满憧憬中,使真情得到真切朴素的形象显现。 三
中国抒情诗歌擅长于双重主体抒情模式,在诗歌史上绵延数千年,已成为传统。流沙河认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抒情模式,源于《诗经·陟岵》。那么,产生这种独特而有味的抒情模式的根由何在?我认为在于华夏中国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存境遇,特别是爱情婚姻方式之中。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约束,使得“古时恋爱在婚后,不在婚前。即使由‘青梅竹马’而结婚,缔结爱情也在婚后。于西方人相比,文人学士们哪怕是李白和杜甫,由于奔波在仕途羁旅,婚前无暇与情人爱语呢喃,婚后也大都常与妻子分居。从这个视角望去,实是生活中男女相见的稀少和情感交流的匮乏,酿成一种人生大痛苦而升华为诗境中的有情人相亲相伴。因之,中国诗文中表现的爱情,最凄婉动人处总是在离别时,暂别、久别、永别。永远是相思,永远是相思中的相见。“相见时难别亦难”,见则欢悦,然而苦短;别时哀怨,哀怨久长。故诗中每每出现两人的聚会欣合,委实只是一种情感的代偿,一个虚空的幻影,折射出古代中国人感情生活的艰辛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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