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三节 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就是各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过程。

一、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 Kindleberger)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R. Gilpin）、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

霸权稳定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霸权稳定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

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是一种公共商品，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

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但依靠霸权国家维持贸易体系，没有合理的机制进行约束与控制，只可能加剧国际贸易的不稳定。

贸易霸权是由占国际贸易份额前几名的国家组成决策集团，领导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和管理。贸易领域的国际机制本身也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因此考察国际机制的形成必然会牵涉到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公共物品至少存在着三种供给模式：霸权供给、全球集体供给和地区合作供给，它们分别与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相对应。

在霸权体系中，霸权国独自提供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在战后20年里美国给予盟国无条件互惠待遇和非歧视待遇，并容忍日本和西欧对美国产品实行歧视政策。关贸总协定(GATT)前几轮多边贸易谈判都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进行的。[11]华盛顿国际贸易政策智囊机构科德豪尔研究所(Cordell Hull Institute)总裁休斯·柯伯特(Hugh Corbet)指出：“美国只想利用WTO打开外国市场，欧盟拿WTO来与美国相抗衡，日本则用它保护自己的市场。”[12]

专栏15-1 美对华贸易政策为何转向强硬 近来，中美经济关系不断传出令人不快的消息。美国的《贸易评估报告》点名批评中国是“不公平的贸易伙伴”，一些议员则重提“中国操纵汇率”的老调，政府高官也一改往日立场，对议员的煽动随声附和。不仅如此，美国方面还向中国商品同时挥舞“反倾销”和“反补贴”两支大棒，并以“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和“阻碍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两项罪名，一纸诉状将中国告向WTO。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似乎突然转向强硬。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发展势头一直不错，两国之间有战略经济对话、经贸联委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等相对顺畅的沟通磋商机制，美国为何要突然对中国采取单方面的制裁和强硬措施？这背后有怎样的政治背景？笔者的观点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向强硬，既有短期因素，也有战略考虑，中国应该加强风险意识。 对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美国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大体给出四种解释：“压力增大”、 [11]

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

期。 [12]

成帅华，WTO的误区与对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页，

http://fzzx.sh.gov.cn/web/jgsz.nsf/v_xglw/bd86c8f3188e9d9c48256fee001e0449?OpenDocument&Click=

“耐心耗尽”、“权力交换”和“先发制人”。所谓“压力增大”，是指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再创新高，民主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责成布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所谓“耐心耗尽”，是美国认为中国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面进展缓慢，美国逐渐对中国失去耐心；而所谓“利益交换”，是说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对中国示强，讨好国会的民主党人，以换取国会延长对总统贸易谈判的特别授权期限。而所谓“先发制人”，则源于美国政界流传的所谓“美国强硬，中国就会让步”的“潜规则”，在5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先给中国一个“下马威”。 这些对短期因素的强调，虽然充斥着浓重的美国式逻辑，却也多少反映了美国当前的政治现实和一些人的想法。但除此之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突然变化，还有长期和战略性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设计。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同一个规模如此巨大、崛起如此快速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日益深化的经济关联，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美国必须从战略高度构建对华经济政策，确保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安全；同时，在美国“变革外交”的战略视野中，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转型大国，必须通过有效手段对中国加以“引导”和“对冲”，而经济活动是其最重要的杠杆之一。 因此，当前美国在经济领域以强硬手段向中国施压，既反映了美国对华心态的微妙变化，也是其国内政治角力和微观利益算计的结果，更有确立对己有利的双边关系框架的长远战略考虑。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软硬两手交替使用，在从对华交往中获益的同时，防止中国对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霸权构成挑战。这是美国在处理同贸易和投资伙伴的关系时的基本目标和一贯手段，也有专门针对中国崛起的特殊意味。 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经济交往进入更加深化的阶段。一方面，我们要对可能遭遇的更加频繁的经济纠纷保持平和心态，将其视作正常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不必大惊小怪；另一方面，也要对自身成长给世界造成的冲击以及可能引发的政策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吸取墨西哥、日本等国的前车之鉴，防止因屈从于外部压力或对形势估计不足，而造成本国经济停滞甚至衰退。 资料来源：王鸿刚，美对华贸易政策为何转向强硬，《广州日报》2007年04月30日。

基欧汉（R. Keohane）在《霸权之后》中提出了一种国际机制理论, 在霸权衰落的同时, 对国际机制的需求就会上升。乌拉圭回合发展了一种新的全球主义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即世界在某种全球机制的管理下成为一个整体的供给模式。与此同时，区域主义的再次兴起也提供了公共物品区域供给模式。

二、国际谈判模型

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某些“公共物品”应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提供，认为政府在维护自由竞争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推广到国际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了不仅国家内部而且国家之间利益协调的重要性。政府也需要管理国际经济，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制度，来保证国际竞争的公平进行。

就单个国家来说，各国都有贸易保护的动机和冲动。而从世界整体来看，贸易自由化是有益于各国并增进世界经济福利的。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各国将降低本国的关税壁垒当作是对外国的让步，说明了各国将取消贸易壁垒当作是一种成本。

赫莱尼尔(G. K. Helleiner)等用国际谈判模型解释了30年代以来特别是战后关税不断下降的趋势。通过两国或多国谈判达成协议要比单方面实施减税政策容易，单方面实施关税减让会引起国内较强的反对，而双边或多边协议可以得到那些因关税减让而得益的部门、集团和阶层的支持；而且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之后，各自都承担了相应的国际义务，有助于避免贸易战的发生。

假定只有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且两国都有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两种政策选择。表15-1反映了两国在不同政策选择下的利益。

表15-1 贸易政策谈判的博弈模型 本国 外国 自由贸易 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 保护贸易

10 10 20 -10 -10 20 -5 -5 如表15-1，一国政府将对方国家的政策视为既定，都会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若外国采取自由贸易，本国实行保护，就有20的收益；若外国也实行保护，损失仅-5。尽管双方都选择自由贸易，整个世界的福利将增加，但还是出现了囚徒困境的情形。单方面为了本国利益的政策，最终难获最佳结果。模型的结论是，应当通过国际谈判达成协议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

1988年帕特南(R. Putnam)发表《外交和国内政治：双层次博弈的逻辑》一文，提出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理论。他认为，“许多国际谈判的政治学被构想为‘双层次博弈’都是有益的。”这两个博弈层次是：国际层次——第一层次（Level I）的博弈；国内层次——第二层次（Level II）的博弈。在国内层次的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而为自己牟利；政治领导人则通过建立集团间的联盟来追求自己的权力。在国际层次的博弈中，一国政府总是力求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以应对随时来自国内的压力，从而使不利的外交后果最小化。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就其性质而言是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妥协最终形成有利于集体（团体）利益的决议。因此，这个过程充满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一般情况下，博弈方的行为准则是追求个体利益，但如果允许博弈中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使得博弈方采取符合集体利益最大化而不符合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时，能够得到有效的补偿，那么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被克服，从而使博弈方按照集体理性决策和行为成为可能。将这一博弈理论应用于谈判的实践中，即是要求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应该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并在协议中规定有合适的，能够充分保障发展中成员利益的例外条款。[13]

开放经济中的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一国经济中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别、冲突和相关性，揭示了在国际国内进行公共决策和社会选择中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但是，必须认识到，实现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自由贸易政策只不过是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时的理想状态，现实所能达到的至多是一个次优世界。政治效率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差异，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性甚至超过经济市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可能造成更多的效率和福利损失。

[13]

邹彦，试析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的博弈战略问题，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9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