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二）

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二）

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二）

元延元年己酉，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复为大司马、卫将军。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丁酉，无云而雷（天空没有云彩却打雷），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流星从太阳下划过），四面燿燿如雨（大白天流星雨），自晡（申时）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井宿）。

上以灾变，博谋群臣。

半民：再次因为天象灾异，广泛听取群臣意见，有什么用呢？

北地太守谷永对曰：“王者躬行（亲自实行）道德，承顺天地，则五征时序（自然和顺），百姓寿考（福寿），符瑞并降；失道妄行（倒行逆施），逆天暴物，则咎征著邮（罪责显现），妖孽并见，饥馑荐臻（灾荒不断）；终不改寤，恶洽变备（恶行普遍），

不复谴告，更命有德（天就不给你预警了，直接换人）。此天地之常经（正常规律），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天道给你的功德有薄有厚，寿数有长有短，时代有早有晚，运命有盛有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汉成帝是第九代，是最后一个阳数），涉三七之节纪（快到二百一十年的节点，汉自前220年至此前13年），遭《无妄》之卦运，直（正当）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三七节纪、无妄运命，百六的灾厄，三者都处在这时候），杂焉同会。

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群灾大异，交错锋起，多于《春秋》所书（天灾人祸层出，的确不比春秋所记的少）。内则为深宫后庭，将有骄臣（骄横的淳于长）悍妾（妖媚赵氏后妃）、醉酒狂悖卒起之败，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闲之处征舒（陈国夏征舒）、崔杼（齐国）之乱；外则为诸夏下土，将有樊并、苏令（汉成帝时两次民变）、陈胜、项梁（借代）奋臂之祸。安危之分界（正处在和平与危难之间），宗庙之至忧，臣永所以破胆寒心（冒死进谏），豫言之累年（连续多次上奏）。下有其萌（萌芽状态），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媟黩（亲狎）燕饮；勤三纲之严（严把三纲），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宠，崇近婉顺之行；朝觐法驾而后出，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清理后宫，清除狎客，谨慎出行）。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诸夏举兵，萌（原因是百姓饥馑官吏不救助）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赋税加重，百姓困苦），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咎亡。’比年郡国伤于水灾，禾麦不收，宜损常税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乖谬）经义，逆于民心，市怨趋祸之道（树立怨气渐趋灾祸的道路）也。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奢泰之费，流恩广施，振赡困乏，敕劝耕桑，以慰绥元元（百姓）之心，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半民：谷永所奏，确非危言耸听，汉朝政治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且不说上天灾异；朝廷之中上层奢靡，皇帝昏乱，后妃妖媚，宠臣骄横，外戚专权；社会之中，灾荒

不断，赋税日重，百姓困乏，官吏不恤，变乱奋起。说是到了“安危之分界，宗庙之至忧”都是给汉成帝“面子”。然而，这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汉成帝明明知道，或者说谷永屡次冒死进谏，他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

难道真的有天命、运数吗？天数到了改朝换代，谁也无法改变吗？还是真的改变不了呢？

中垒校尉刘向上书曰：“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硃傲（不要像丹朱那样骄横）’，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忌讳谈兴替之事）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三年间连续发生日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占验结果有快有慢）。观秦、汉之易世（改朝换代），览惠、昭之无后（惠帝昭帝没有子嗣），察昌邑之不终（昌邑王没干到头，仅27天），视孝宣之绍起（崛起继位），皆有变异著于汉纪（记录上都有天象的记载）。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臣幸得托末属（我也是皇族后裔），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商高宗）、成王（周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恳恳数奸死亡之诛（多么希望您振道德，销灾异，成事业）！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我进献图并加说明），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虽然召见，终于不采纳）。

半民：刘向所奏，更有自己的学识渊博的学者特点，但没有谷永作为实干家来的更切实际。但二人殷殷拳拳之心，就是块石头也该被捂热了吧。然而汉成帝不是“石头”，他是坚定的、无动于衷的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