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为文化层面分析红楼梦

红楼梦》既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民族文化一定发展阶段的标志。人们常常借助于《红楼梦》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园林建筑、饮食习惯、民间习俗、政治风云、家族制度、家庭关系、宗法观念、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方式、道德风尚。《红楼梦》因此而被人们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本“百科全书”，其实就包含着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文化的一切显型状态和隐型状态。《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或许正来自于它具备着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影响了从近代历史到现代历史上许许多多读者的行为、心理、情感，形成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断裂的时代，是明清文化断层的晚期，中国即将走出漫漫的中世纪的长夜时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是从中世纪的文化专制与文化封锁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变迁的历史交替之际。在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前后300年间，中国的封建王朝伴随着闭关锁国的国策，实行着疯狂、残酷的文化专制与文化镇压，造成了明末至清代中叶的文化断层。就在这样一个文化断层时期，封建王朝不仅扼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与生机，甚至也摧残了民族文化的生存机制，禁锢了一切发展与更新传统文化的思想。在曹雪芹“泪尽而逝”之后不到30年出生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便对中国走出中世纪前夕的死寂气氛作出了“衰世”的判词，他描绘那个时代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附图(連結)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

也，抑小人甚鲜。”⑴这段话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红楼梦》开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对贾府的概括：“谁知这样的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龚自珍说这段话的时候，上距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还不到一个世纪，因此甚至完全可以说，曹雪芹的死也象龚自珍所说的，是那个世道用“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⑵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杀害的结果。当时，龚自珍已预感到“乱亦竟不远矣!”果然，在他说这番话的20多年之后，帝国主义就裹挟着所谓西方文明，以军舰、大炮、洋枪作先导，野蛮地来敲中国紧闭着的大门了。延续了三、四百年封锁与闭关状态终于结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

在这样一个文化断层上，经过有限的进口通商渠道，西方物质文化已开始源源流入中国。就在《红楼梦》中，王熙凤同赵嬷嬷回忆起当年接驾的盛况时，就借题发挥地炫耀说：“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而在大观园里，也随处可见来自西洋的自鸣钟、穿衣镜等奢侈豪华的装饰品，贾宝玉屋里的穿衣镜上还装有“西洋机括”，他身上穿的孔雀裘，也是用舶来品俄罗斯国的“雀金呢”制作的。这起码说明，生活在封建中世纪的达官贵人，也并不排斥西方物质文明，并且接受了西方物质文化的濡染。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证明，随着西方物质文化的纷至沓来，是否同时带来了西方

的精神文化——他们的社会意识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更无法确证这些精神文化对大观园中的“富贵闲人”贾宝玉是不是产生了积极的直接的影响。甚至也无法断言，在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以曹雪芹的祖父与父辈所任的江宁织造这一官职而言，肯定与当时南方的许多大型手工操作的工场作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⑶——这些新的社会因素经由什么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曹雪芹，并使他笔下的贾宝玉等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思想。但是，就《红楼梦》的形象体系本身而论，便已透露出那个文化断层上的初露端倪的文化冲突的消息，即在文化的强制与反强制的冲突中个人的心理躁动和情绪苦闷。

在曹雪芹的时代，从表面上看，清王朝还保持着泱泱大国的气派，尤其是康熙、乾隆两朝，在位都达到一个甲子，“乾嘉盛世”的表面繁华，更给人以江山“固若金汤”的印象。然而由于文化禁锢和思想钳制的结果，清代的中国文化已失去了生气勃勃的汉唐气魄，甚至也缺少宋元文化的境界和明代文化的率真性格。清代中叶兴起并愈演愈烈的文字狱，更造成了人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文化心态。《红楼梦》一开头，曹雪芹就一再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虽有

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

其实，在曹雪芹所经历的康、雍、乾三世，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暴露出了它的衰朽的本质，封建君主的专权和封建吏治的腐败相辅相成，使整个社会出现了道德观念的沦丧和道德秩序的崩溃，一部分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在深层文化意识中产生了骚动的危机感，他们面对封建文化专制的恶果，无不表现出深深的迷惘和沉重的痛苦。当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来形容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颓势时，我们已不能不感到郁结在他心中的那种沉重的历史危机感。而出语尖刻的探春面对那一群抄检大观园的娘子军所说的：“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这又何尝不是曹雪芹对那个道德沦丧的社会的判词!?封建道德观念的沦丧和道德秩序的崩溃，导致了曹雪芹对那个“天崩地解”的封建社会的怀疑和对封建文化传统的反省与批判，他借《红楼梦》来表达自己新的价值观念，重建起有别于封建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除《水浒传》外，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影响几代人，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当以《红楼梦》为最。曹雪芹所身历的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狱的盛极时期，整个思想界呈现一片暗哑的状态。然而就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贾宝玉的形象对封建传统文化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除了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

来的”，这里所表露的批判锋芒是有所保留的，但在清代文网的严酷笼罩下，写下这些尖锐锋利的话语，该有着多么勇敢的精神。正是由于对封建正统文化采取了这种反叛的态度，才使他不屑和鄙弃封建统治阶级为文人学士所设计和指定的人生道路，把追求科举功名的人视为一群“须眉浊物”、“国贼禄蠹”，把别人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说成“混帐话”，这都表明，《红楼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价值取向。

就其大者而言，它包含着对封建皇权的大胆怀疑、对封建统治思想支柱理学的批判、对科举制度、宗族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封建伦理纲常的尖锐抨击，这些都已经成为中世纪漫漫长夜中文化觉醒的先兆。尽管曹雪芹在批判中不免时时流露出忏悔和愧怍——如他在第一回所表达的“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身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但却可以看出，这是在文化断裂期寻求不到出路、无法获得解脱的时代苦闷的标志，也是在思想迷惘和精神痛苦中陷入时代危机的两难境地和矛盾心态的必然表现。“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⑷。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生活在清代严密文网之下的曹雪芹，也“呼吸而领会”到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与文化走向末日的陈腐气息和新的思想和文化必然诞生的前兆预感。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⑸就《红楼

梦》所提供的价值取向而论，称曹雪芹是文化觉醒的前驱者，应当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