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子化的因素分析

日本少子化的因素分析

作者：董佳佳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04期

内容摘要：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家庭育儿费用的支出进行数量分析，阐明育儿成本过高给日本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进而导致日本女性少育或者不育是日本少子化趋势加剧的首要原因，日本政府及企业只有对这一因素进行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才能解决少子化问题。

关键词：日本；少子化；育儿费用

一、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一)少子化的概念界定

维持人口长期稳定的合计特殊出生率(1位女性一生所生的孩子数)称为人口置换水平。联合国推算指出。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平为2.1。如果一国的出生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平，则被称为少子化。

造成少子化的直接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有：现代人的晚育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数减少，由于女性参加工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结婚、育儿在人生中所占的优先顺序下降，结婚和养育子女对教育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结婚与生育在文化上有密切关系，晚婚化倾向和终生未婚率的上升是造成晚育甚至不育的直接因素。

一国如果出现“少于化”，就会对国家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如人口下降、社会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老龄人口增加使社会保障费支出增大，劳动力减少使社会活力低下，造成经济活动停滞、生活水平下降。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及其特征 1 日本总体人口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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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含义》提出的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比重达7％以上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为7％，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且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十分惊人。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同时，日本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千万大关，达1003万人，比上年增长51万人。另一方面，日本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少儿人口(14岁以下)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日益下降。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数字。2001年日本少儿人口为1834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为士4.4％，2002年少儿人口为1812万人，所占比率仅为14.2％。截至2005年，日本全国人口约1.27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公民2682万人，15岁以下少儿1740万人，分别占全国人口比例的21％和13.6％。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居世界首位，少儿人口比例则跌至世界末位。 2 日本的少子化及其影响

日本等发达国家多以一位妇女从15岁到49岁之间生育儿童的平均数表示出生率。日本的出生率在第一次婴儿潮(1949年)达到4.32，并在第二次婴儿潮(1973年)达到2.14。但之后不断降低，和其他先进国家相比，目前已经达到最低水平。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人口出生率已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03年日本新生儿出生率为1.29，比2002年的1.32降低了0.03，2004年继续下降至1.28，2005年更是降到1.25，从而连创新低。从日本国内地区情况看，出生率最低的是东京，跌破了1.0，仅为0.98。又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初步统计，2006年日本出生的婴儿增加了2.3万人，总数达到了108万人以上，6年来生育率首次出现了增长势头，预计2006年日本的生育率可达到1.29。出生率下降虽然是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其他国家经过采取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后，基本已止跌回升。只有日本还在继续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出乎意料，如果继续下去，10年后将会引起劳动力不足(估计缺少400多万人)，造成经济成长率降低0.7％的严重后果。这一后果还可能导致未来日本社会保险减少，而受保的高龄人口增加等重大问题的出现。

二、家庭育儿支出对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响

依据社会发展的经验，少子化是高度发达国家才会面临到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来自心理层面的影响大于生理层面的因素。从以下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育儿成本过高给家庭造成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导致晚育少育甚至不育是日本少于化趋势加剧的首要原因。

(一)日本家庭收支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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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以居住在东京及其附近、京都大阪及其附近的、家庭中孩子在0～18岁左右的700名母亲为对象进行了调查。该调查自1989年(平成元年)开始，至今已进行了9次(隔年一次)。调查内容主要就家庭收支等问题进行，根据第9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每月的支出平均为26.8万日元，其中28.6％的家庭每月支出在20万日元以下，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25～30万日元的家庭占24.1％。家庭中只有1个孩子的月支出平均为23.7万日元，而有2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月支出平均则超过了28万日元。这一结果说明了孩子越多，支出的费用越大这样的一个事实。此外，在长子(女)还是婴儿的家庭中有55.8％的家庭每月支出不到20万日元，而长子(女)已上高中的家庭每月支出不足20万日元的仅为17.6％。可见孩子在18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月的花费会越来越多，给家庭造成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

(二)日本家庭育儿费用的支出情况

分析育儿费用问题首先要明确天使系数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它是说明育儿费用的有效模型，所谓天使系数。是从恩格尔系数(饮食费用在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派生出来的词汇，是指每个家庭在一个月的家庭支出中，给孩子的零花钱、学校及补习班的学费、孩子的衣食住行、生病、休闲所需费用、将来的储备金、孩子的保险等等所有与孩子有关的花费所占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天使系数=育儿费用÷家庭支出×100％。从中也可以看出，天使系数越大，则表明育儿费用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也越重。

根据第9次野村证券的调查，日本家庭2005年天使系数的平均值为28％，也就是说，在日本家庭每月的支出中平均有1/4是用于孩子，就其具体发布而言，处于婴幼儿、学龄前儿童或小学生、中学生家庭的天使系数分别为16％、25％和35％以上，独生子女家庭的平均值为19.7％，而3个孩子以上家庭则为37.6％，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近两倍。由此看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孩子数的增多，家庭负担不断加重。直接造成日本家庭再次生育的意愿下降，如在1993年日本家庭平均的天使系数达到高峰之后虽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是家庭的育儿负担有所减轻的结果，而是由于家庭育儿负担的加重。导致少育不育，致使孩子数量减少，从而总的育儿费用降低，天使系数缩小的结果，那么，育儿费用为何会如此高呢?理由是孩子们的教育费用过多使然。

教育费用一向是育儿费用中比重最大的一项开销，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对孩子的投入也不断加大。教育费用除了幼儿园到大学必需的学杂费之外，上补习班、学习各种才艺的费用等占有一定比重。例如，1997～2002年此项比重在育儿费用中达到了35％左右，2005年达到了37.5％。再从孩子数量来看，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教育费用在育儿费用中所占比例为27％，2个孩子及3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中，此项比例则高达40％以上。而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费及各种补习费用等各种费用不断增加，使得教育费用在育儿费用中所占比重由10％以内逐渐增加到近50％。据保险公司计算，仅从教育费用来看。如果从公立幼儿园到公立大学的话，最少也要花费850万日元，而如果从私立幼儿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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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学的话，其费用则要高达4400万日元，如此大的费用，使得父母不得不慎重考虑生育问题。

三、日本少子化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一)日本少子化政策的主要内容

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日本政府在1990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1991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了《育儿休业法》，1995年6月颁布的《育儿·介护休业法》对其进行完善，规定了带薪育儿休假制度，1994年12月，由厚生、文部、劳动和建设四省大臣一致同意制定了“关于今后为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其重点包括：(1)完善雇用环境；(2)充实多种形式的保育服务设施；(3)充实母子保健医疗体制。(4)完善住宅及生活环境，(5)充实学校教育和校外活动、家庭教育，(6)减轻养育子女而出现的经济负担。1999年12月，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新天使计划”，其内容与“天使计划”基本相同，只是在现已实现的目标基础上，又制定出新的目标，并加大力度。此外，日本劳动省自2000年度起，对部分为职工照料孩子和家庭提供方便，创造易于妇女边劳动边生育的宽松环境的企业进行表彰。而地方政府也为鼓励在本地区居住的在婚妇女生育子女，特设“生育奖励奖金”，日本政府于2003年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重点从“生”的方面出发，要求企业确保女性产假，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受雇权等。不久又提出要重点从“育”的方面着手，加快完善城市的保育设施，将育儿女性的养老金免除期由原来的到孩子，1岁延长到3岁，同时提高婴幼儿的福利补助等。

(二)日本少子化政策的实施效果

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企业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创造有利于养育子女的环境，以提高生育率。然而，日本家庭对育儿费用的负担感仍未得到缓解，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也依然未能遏止，2005年的调查显示，60.5％的主妇依然感觉到育儿费用给她们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其中16％的人认为负担沉重，44.5％的人感觉存在负担，从收入状况来看，年收入在300～1000万的家庭感觉负担最为沉重，而这种年收入在300～1000万的中间阶层家庭占日本家庭总数的80％以上，就出生率低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认为育儿费用的负担过重是最主要原因的人数最多，占57.8％，其次是由于工作和育儿二者难以两全。尽管日本的出生率连年下降。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幼儿园接纳这些孩子，几乎每座城市的幼儿园都存在排队等候人园的问题。 日本少子化政策效果不明显。政府和企业都有责任，首先，政府的大多数政策仅限于生孩子时和哺乳期的一时资助，作为抚养子女的援助并没有什么效果。这是由于与婴幼儿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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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经济负担在孩子稍大一些的时候变得更重。就目前来说，政府没能提供长时间、便利的公立保育服务，亦无法通过支付现金补贴(儿童补助等)及减免税等措施在财政上援助抚养孩子的家庭。而且，很多家长指出长期教育费用的负担导致抚养孩子困难，所以。如何充实价廉高质的公共教育也是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次，如果采用官方政策来解决所有的育儿问题，就需要庞大的预算，浪费也会随之增加，所以企业在解决少子化问题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企业社会中对“工作方式”的认识有待改变。在日本的劳动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使育儿陷入困境的问题，而使家长感到育儿困难的工作方式并不符合最低限度的劳动标准，企业不应靠强化劳动，而应靠创造性的革新来参与竞争才合情合理；在养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中，大企业被赋予制定支援育儿行动计划的义务，所以企业为提高出生率也采取了诸多对策。但由于企业害怕被人们看到在支援育儿方面做得不充分而会有损企业形象；在公布育儿支援政策的内容及实际利用状况方面企业表现得非常消极。最终沦为利用率低、只是名义上存在的支援制度。

总之，想要真正改善日本的少子化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在经济上进行援助的同时，解决育儿和工作难两全的问题，真正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让家长不再感到育儿的压力如此沉重，才可能增加孩子的数量，维持日本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